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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核电发展战略报告》课题组长鲁志强
能源需求是核电发展的唯一因素吗?反核力量能否左右核电重启?核电规模和速度应当调低还是调高?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和国际视野出发,也许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当前的核电争议
核必须有,核必须养
记者:我国重新启动核电项目在即,但是民间争议颇多。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了一份核电发展战略报告,该报告对中国核电发展可以说很有影响。作为课题组长,您能否谈谈当时组织这一课题的背景?
鲁志强:1998年开始组织实施核电课题,正在亚洲金融危机高潮时期,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冲击。表现在能源产业,就是能源过剩,煤炭卖不出去,大量煤炭工人下岗,电力也严重过剩,当时有“三年不审批电站”的说法。当时核工业军转民遭遇不少困难,核电产业也是艰难运转,核电价高没有竞争力,核电企业日子不好过,是否继续发展核电存在着很大争议。当得知我们要开展核电课题时,一些核工业人士感到困惑,搞不清我们想干什么,会持什么观点。他们觉得核工业困难已经很多,核工业需要的是支持,不是空头理论和压力,不能再折腾了。
课题筹备时,我们曾向有关单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提供所需的资料,但不涉及具体技术。第二,不影响研究过程,不干预研究结果,以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感谢核电有关单位,他们给予了全面积极的配合。
1998年底研究完成,共60万字。经过保密处理后,1999年与清华、能源研究所等单位的报告结集出版。江泽民主席题词“和平利用核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吴邦国委员长作序。应该说,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报告,明确表态,核电发展从决策层上不存在障碍。
这份报告,除了强调核电作为新能源,对能源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具有巨大作用外,还强调了核电发展对于核能技术和核武器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有核国家,面临着要不要核?以及怎样保持核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关注核电不仅要关注电,还要关注核,以及核和电结合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核必须“有”,核必须“养”。但靠大锅饭是养不好的,需要依托一个强大的产业,这个产业最理想的就是核电。如此,才能将核系统研究设计力量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濒临停工的核燃料生产重新运转起来,才能有效解决核工业人员安置和地区转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学科延续和人才培养问题,才能确保我国核科学和核能力的水平。所以,核电属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长远发展问题,仅仅从能源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够的。
记者:了解核电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理性看待当前的问题。研究报告对我国发展核电提出了什么意见?
鲁志强:我们是核电产业的外行,这是我们难以弥补的弱点。我们谈论核电,与核电专家不同,主要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角度,是站在核电之外谈核电,是探讨宏观决策层面的核电定位和政策,是探讨核电作为一个产业,它的独特发展规律和特点,技术问题只是这一层面的一个方面。这也许是我们作为外行的长处,可以自然地避开纠缠细节、技术流派以及专业偏好、潜在利益等影响客观判断的陷阱和顾虑,具有了天然的超脱和客观性。
如果前面的分析是准确的,那么,核电的发展就带有了强烈的外部性,不能单纯以经济性决定核电兴废,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干预。就是说,无论能源和电力是否过剩,核电都应保持一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差别只是数量问题。报告提出“核电建设要争取不断线,每个五年计划力争安排建设几个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为了核电发展具有市场推动力,要注意改善核电经济型,降低核电建设成本,要用好相对成熟的技术,以尽快形成自己的标准堆型,减少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尽可能地提高核电市场竞争力。后来,能源价格一路飙升,核电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了“印钞机”和“香饽饽”,各地争抢,这是后话了。
针对当时核电发展的现状,报告提出了:尽快制定核电产业发展长远规划。2000年以后,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出台,提出2020年要发展4000万千瓦,后来又提高到7000万千瓦,超出了我们当时的估计。让我们既高兴,又意外,短短几年变化真大。发展核电,离不开改革核电管理体制,这样,才能解决好核和电的结合问题,解决好电力市场化改革中核电的政府投入问题。此外,还要改善核电发展中的产业组织,解决核、电、设备制造产业链问题等。现在看,这些建议绝大多数还是准确的,有意义的,离谱的很少。
在研究中,为了考察我国政府核电政策的变迁,我们约请几位核电老专家,编写了10万字的中国核电发展大事记。发现:核电发展思路和政策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持之以恒的坚持和有效的贯彻。核电建设投入大、建设和运行周期都很长,核电发展对规划和政策稳定性的要求更高,影响也更大。同样,核固有的风险也带来特有的管理体制问题,例如,核安全监管机制和体制问题,核电姓“核”还是姓“电”问题,未来出路恐怕还是既不姓“核”也不姓“电”,姓“核电”更合理些。
核电发展
能力决定速度和规模
记者:但是民间反核的力量也在加大。未来核电的扩张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顺利,您是怎么看现在中国发展核电的环境的?
鲁志强:应该说,现在核电发展的总体环境是最好的时期。与过去相比,核电建设的资金压力大大减小,国家政策、技术、管理、人才都今非昔比,这些都不再是核电发展的障碍。事实也证明,虽然还有些问题,但近几年核电发展总体是好的,应该肯定。
民间反核力量公开站出来申诉,应该视为健康力量,有利于核电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对核电的需求旺盛,核电效益非常好,国家对核电十分重视,这些都是十多年前无法想象的。
民间反核力量的加入,反核力量的积极活动是好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可以促使对核电认识更为全面,会迫使决策更为谨慎,更加亲民,从另一个侧面提高了核电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他们提的意见可能不全面,不专业,也可能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但他们都是利益相关者,尊重他们的利益,倾听他们的诉求,是政府决策者的天职,何况,谁敢断言自己的见解就没有偏见呢?决策的科学离不开决策的民主,兼听则明是真理吧。记得三峡工程的负责人就讲过,三峡建设成功,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当年的反对者,是他们的反对意见不断完善了设计和方案。反核力量也是这样。当然反过来,反核人士也要理性,要讲道理,还要有平和对话的机会和渠道,政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今天核电发展环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健康。
记者:抛开日本福岛核事故,我国核电的规划目标是否过高?有人称为大跃进,应如何看待核电的规划目标和建设速度?
鲁志强:评价目标高低、速度快慢,要看是相对什么标准。如果仅仅看需求,结论恐怕是目标低了,速度还不快,还要继续加大力度。现在大部分省市的要求不能充分满足,就是证据。何况,还有降低碳排放压力、降低非化石能源比重等规划目标压力。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全世界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投入60%在核电。再则,和历史上美国、法国核电规模和发展速度比(美国高峰期在建60座,法国40多座,现在中国27座),中国差远了。核电建设加快速度,增加规模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但是不能不考虑制约因素,决定速度快慢和规模大小的关键是能力。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运营人才水平、设备制造能力、安全监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应急处理能力、乏燃料处理能力、资源的供给保障能力等,这些能力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需要一个培养核积累的过程。此外,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对资源价格的影响,可能的国际反应等等也须考虑,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核电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
福岛事件给世界很大的冲击,核灾难的可怕、人类的无奈、持续蔓延的恐怖,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都留下了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这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所没有的核安全普及教育。福岛事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核安全问题有时候会超出人类的认识水平和处理能力,人类既不能先知,更不是万能。针对福岛事件,人们自然会联想、会问:中国核电安全水平怎样?会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能不能比日本做得更好?中国要不要继续大规模发展核电?中央暂停核电审批,修订核安全标准,重新加强安全检查,是十分正确的,是得人心的。这次检查发现纠正了14个问题,也说明检查太必要了。加强安全意识和保障水平,当然会影响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标准提高了,可能会发现新问题,认识会更全面。高速发展一段时间后,刹一下车,调整一下节奏,反思一下,大有好处。当然,中国近期不大可能像德国、日本,一下子停止使用核电。中国毕竟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对能源的需求和承受能力不一样,即使调整也要有过程。
影响核电发展的经济因素
记者:全球核电经历了2000年前的低谷期和之后的复苏期,现在又经历一次类似的起伏,核事故与能源需求似乎在左右着核电的建设,事实上是否如此?您认为核电的建设大趋势是怎样的?
鲁志强:核电发展,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元因素决定,影响因素很复杂,说是多元也许更准确些吧。核事故是一个因素,而且是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具决定性的因素,需求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新兴国家,但还有其他因素。例如,能源价格问题,特别是石油价格,对核电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出现的核电发展高潮,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发展高潮,都是因为石油价格高企,提高了核电的经济型,核电相对效益高了,刺激了核电的快速发展。核电建设周期长达5-6年,投入以百亿计,煤炭石油价格便宜,核电就没有经济性,煤炭石油价格升高,核电就迎来高潮。中国90年代,电力系统不支持核电建设,就不全是出自部门考虑,核电造价的确太高了。再如,核电与核武的密切关系,促使世界核大国在掌握核武以后,都一致地转向核电,与保持核水平密切相关。所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恐怕还要继续发展核电。如果未来核技术进一步成熟,有了新的突破,例如核聚变和平利用技术有突破,核电还可能出现新的更大的发展也是可能的。
记者:《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迟迟不能出台,争议在哪里?
鲁志强:我觉得可能是3个问题:一是核安全问题,涉及到管理体制和安全监管的改进,这是中国需要正视的问题。二是是技术路线,是二代加技术还是三代技术,有安全考虑,有技术风险考虑,也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三是规模大小,有人提出现在是核电大跃进,是否准确可以商榷,但在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确是要警惕的倾向。
记者:核电的选址十分关键。当前反核的声音也主要集中在选址上,过去我国核电项目大多建设在沿海,新建项目则向内陆延伸,如湖北、湖南、江西,您认为这是否存在问题?
鲁志强:内陆核电不存在不能建的问题。内陆建设核电站,与沿海一样,必须坚持规则和标准的建设条件。包括地质条件、交通条件、气象条件、人口聚集情况、水资源情况、经济发展水平、能源资源等,严格按条件筛选,堆址就成了稀缺资源,满足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具体选址有很强的自然条件约束,是个微观问题,国家应该管好标准,做好监督和审批,具体选址交给企业运作。但目前核电对地方政府吸引力太大,政府影响力又太强,做好核电站项目审批和监督不是容易的事,要认真落实还需要不小的努力。
记者:几大核电企业都在筹备资本市场融资,这表明核电企业投资不足?
鲁志强:对地方和企业而言,筹资的确是个问题。核电初始投资巨大,上市可以很快筹资,解决融资多元化,并降低融资成本。此外,上市对提高管理经营水平,改善公司治理能力都有好处。
记者:技术上,有人认为重启核电应先将现在的二代加进行升级到三代,再新建三代技术的机组,这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您怎么看?
鲁志强:2代是我国已经掌握的相对成熟的技术,理论上3代要安全得多,但3代是还没有投产没有实践的技术。这里有一个风险收益的选择问题,没有运行的就具有不确定性,如果3代有运营好的案例,那么全国都转过去,都是来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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