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事关全局。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选择什么道路，坚持什么道路，从来都是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得失的决定性因素。“十一五”以来，环保部门围绕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节能减排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要求，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道路，环保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超额完成，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在探索环保新道路过程中，环境科技发挥了哪些作用?如何评价?面对“十二五”繁重的环境保护任务，如何构建强大坚实的科技支撑体系，以满足探索环保新道路的新要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科学分析“十二五”工作任务，系统梳理完成任务的途径和方法，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

一、加快构建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是探索环保新道路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潜在的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更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探索环保新道路离不开先进理念引领，离不开强大科技支撑，离不开重大科技突破。

(一)破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难点，根本出路是科技支撑

科学技术在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变革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使人从被自然“奴役”的地位具备“支配”自然的可能性。科学技术在使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达到了空前高度的同时，也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陷入空前脆弱的地步，从而使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忧患和危险。解铃还需系铃人。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必然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势必是“竭泽而渔”。环境保护工作的难点就在于，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破解这一难题，归根到底还要靠科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进行的情景分析表明，随着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我国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排放的任务异常艰巨。2020年，如果保持2000年的环境质量，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单位GDP环境影响要降到2000年的1/4;如果要求环境质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明显改善，则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10倍，单位GDP的环境影响要降到2000年的1/10。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资源的衰减、退化、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严重障碍。

从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实践来看，它们基本上都是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逐步转向了通过全过程控制，即通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末端治理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路子。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那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绝不能再走下去了。面对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如果在思想认识上麻木不仁、在环境管理上因循守旧、在环境技术上无所作为，必然付出沉痛的环境代价，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在认识上迅速觉醒、管理上不断创新、技术上勇于突破，就一定能迎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曙光。因此，中国要实现发展上的弯道超车，破解发展与环保的难题，实现又好又快的目标，不能墨守成规，必须运用科技手段出奇制胜。

(二)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当务之急是科技突破

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事关群众健康和福祉。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绿色的森林不断消失，臭氧层出现巨大空洞，全球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扩大。在我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上百年出现的污染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环境问题呈现出压缩型、结构型、复合型的特点。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不断发生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环境事件，社会各界要求关注环境健康的呼声此起彼伏，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家园毁了，健康没了，发展何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没有科技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历史发展表明，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迎刃而解了。人类通过科学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地了解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陆地、海洋、大气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水、养分和生物的循环和能量流动，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地球的负荷能力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反应。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已经过去五六年了，但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仍记忆犹新。当时，正是依靠了科学技术手段，才使我们及时掌握了污染迁移规律，成功阻断了污染带扩散，准确测定了江水以及水生生物中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含量，保障了环境安全，打消了群众疑惑，维护了社会稳定。所以，科学技术今天依然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探测新型环境问题、丰富环保工作手段、实现环境管理科学化的排头兵。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从环境中取得资源，经过生产过程使资源的一部分变成了各种产品，而另一部分则变成了废弃物。科技的发展和普及，能使单位生产量的能耗、物耗大幅度下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能源和材料，把低科技水平下的非资源变成高科技时代的资源(如核能)，甚至把原来只能丢弃的废弃物进行利用，形成既减少投入，又增加产出的生产方式，进而使得人类对资源、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小，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污染越来越少。

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无止境，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变化，科技创新永无穷期。在探索环保新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要及时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新化学物质、农村面源、土壤污染等给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在这些方面由于缺乏科研积累，我们对其发展规律和应对策略知之不多甚至存在空白，如果我们再不痛下决心，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探求根本解决之策，不断提高环保工作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以突破日趋强化的瓶颈约束，到时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治理压力，我们真要望洋兴叹，感慨“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三)确保环保工作不断上台阶出亮点，重要法宝是科技引领

纵观国内外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技术革新，总会引领环境保护意识、管理思路与污染治理水平的跨越发展。在环境保护意识上，从《寂静的春天》中深刻揭示化学品在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到《增长的极限》中深刻阐明地球支撑力有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效应关系，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创立，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经历了一个从觉醒到忧虑，再到反省，最后积极应对的巨大飞跃。

在环境保护管理思路上，环境容量理论的提出，带来了污染物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重大思路转变;环境质量管理的提出，标志着环境保护对象开始兼顾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环境系统论的发展，带动了区域/流域环境管理思路的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的确立，开辟了以经济手段贯彻落实“谁污染，谁治理”的思路;清洁生产理论的产生，使污染控制由末端处理向过程减排转移;风险管理理论的逐步完善，将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思路向事前预警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创立，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废物无用”思维模式，直接催生了物质的循环利用和生态经济的诞生。

“十一五”环保工作的最大亮点是在经济增长超过预期的情况下，全面完成“十一五”环保规划的各项任务，污染减排目标提前实现，环境科技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实践表明，结构调整潜力相对有限，末端治理潜力有限，唯有科技进步的潜力无限。专家研究显示，在SO2减排量中，末端治理贡献率为8%，结构调整贡献率为26%，技术进步贡献率为66%。“十一五”期间，国家新发布502项环保标准，进一步提高了污染排放要求，专家测算，仅此一项，COD削减量达6.33%，火电行业SO2削减率达18.2%。技术进步提高污染治理水平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市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的实践。1998年北京有135万辆汽车，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排放了全市80%以上的CO和40%以上的氮氧化物，致使部分城区出现了光化学烟雾的征兆，为此，北京市断然采取措施，逐年实施日益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推广电喷技术和三元催化转化技术，使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降低90%以上。到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达到318万辆，而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274天，占全年总天数的74.9%，比2000年增加了97天，提高了26.5个百分点。如果没有电喷和三元催化等治理技术上的突破，没有环保标准的推动和引领，我们很难想象，北京会甩掉机动车“黑尾巴”，会如期实现“绿色奥运”的梦想。

可以看到，“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将更加复杂，减排压力将更加巨大。如果科技跟不上，我们就是瞎子摸象，不能及时掌握污染减排的规律，采取的措施将缺乏针对性，减排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当环境保护的行政手段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风险控制和精细化管理要求日益迫切时，如果不在科技上早做谋划、超前研究，我们将很难打开工作局面。因此，我们在探索环保新道路的征程上能够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有多强，支撑和引领的力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