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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大使馆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检测每天都在实时更新，大多数时候，美国人都会提示道，这已是重度污染，不宜出行。但并没有几个人真正因此留在家里。

对于北京城区居民来说，“重度污染”这个词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了，只要PM2.5的数据不爆表，恐怕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

其实，开始适应污染空气的城市何止北京，已经过去的2013年，是公众对国内城市污染程度重新建立认识的一年。这一年，由空气污染造成的雾霾袭击了国内大量城市，甚至连向来以清洁著称的长三角地区也未能幸免——十二月的整个上半月，杭州居民都切身感受了雾霾的厉害。

全国范围内的雾霾天，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气候现象。它是中国多年工业化进程中的“副作用”。

工业化时期，经济与环境矛盾催生政绩考核变革

工业化，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重要成果。对于政府来说，工业化意味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对于公众来说，意味着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工业产品、比较方便的公共服务，尤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而对于企业来说，工业化路径中所包含的生产规模化、工艺规范化和产品标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利润，几乎是让一家企业长大的必经之路。

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当然会得到多方面的合力推动。于是三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令人咋舌。北上广这样的巨型城市，激增的化石燃料使用量、持续快速增长的GDP数据……从这些现象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个国家的确正在快步进入工业时代。

然而，一个国家要进入工业时代，就要预防工业的衍生物——污染。由于很难在生态和经济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加上工业进步带来的巨大福利，以往各地的选择都是先污染后治理，贫困一点的地区，干脆就先弃环境不顾，填饱了肚子再说。

在盲目追求地方经济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以“官身”热情万丈参与到地方经济建设中。但是，如果只是建几个开发区来“筑巢引凤”，那倒不算什么。问题是，地方政府对于焦煤、矿冶、水泥、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也似乎并不回避。反过来，如果类似项目的规模足够大，地方政府甚至会全力以赴，帮助投资者打通关卡。最标准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江苏的“铁本案”，当地政府为了该项目顺利上马，硬是把一个100多亿的项目化整为零，分拆成22次进行审批。

显然，控制污染，就意味着要拿掉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企业，同时严格控制新增污染企业数量，以及相应的环保政策限制。那么，一方面，GDP考核还在，另一方面，政府体系又有大量的开支。这两条加在一起，就让控制污染变成了和地方政府利益相冲突的矛盾，那么，控制污染就并未真正实施。

庆幸的是，在2013年的年底，掌握了干部考核与任命最高权限的中央组织部，印发了一篇《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今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

中央政府的新规定，表明了当政者承认了事实。官员政绩的评估，不能再单纯地以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这些指标进行下去了。因为除了雾霾之外，工业污染带来的危害还有很多。如果再用GDP来拼政绩，很可能连国内三线的小城市，也要进入雾都名单了。

取消了单纯以GDP的考核，同时大幅度地压缩政府开支，这对于环境改善来说，的确是利好消息。而我们前面说过，污染的关键，取决于工业。就工业而言，国内三十年积累下来，多个产业产能过剩，这正是公平淘汰落后产能，让高效率、有创新的企业继续发展的好时机。

不过在中国，这种淘汰，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动向。就现在而言，政府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环境污染的责任，并且急于解决问题。于是，河北的钢铁产能就成为了政府开刀治理的对象。

投稿与新闻线索：陈女士微信/手机：13693626116 邮箱：chenchen#bjxmail.com（请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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