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轩：煤电是中国治霾关键-第2页-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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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不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对区域的污染治理,污染物排放治理边际成本随着污染治理效果提高而增大(如除尘效率为99%时去除每千克烟尘治理的费用要大大高于除尘效率为90%时去除每千克烟尘治理的费用)。当治理效率接近零排放时,治理边际成本往往呈指数式快速增长。而边际损害成本与此相反,即随着污染治理效果增大而减少。当边际治理成本曲线与边际损害成本曲线相交之时,相交点所对应的排污量就是社会总边际成本最低时的排放量。

尽管在环境经济学中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将污染损害成本货币化,但对一些特殊的环境损害行为货币化时非常困难。所以在实践中,往往结合污染物特性、社会总成本、环境容量、污染治理技术发展状况等因素确定排放限值。显然,当制定的排放限值过严或者过宽时,表明污染治理措施过度或者不足。

以上论述说明了不论雾霾影响多么严重,不论从单个污染源还是区域污染排放看,也不论污染源多么复杂,理论上存在一个社会总成本最低的污染排放量,也充分说明了污染排放标准并不是越严越好。我国修订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继续坚持了修订前的规定即:“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制定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时就是采用了“最佳可行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Economically Achievable, BAT)”的方法,也可直译为“经济上可实现的最佳可行技术”。 “最佳可行技术”的特征也可以表现为:在一般煤质和运行工况下,电站除尘设备的效率可达99.5%以上,烟气脱硫效率可达95%以上,烟气脱硝效率可达80%以上。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污染控制要求,则污染控制设施所产生环境效益明显下降,经济代价明显上升,污染控制设备自身的能量消耗和资源消耗明显增大。因此,除非在特定地区(如我国的特别排放限值地区)且经过充分论证外,不应采取得不偿失的过严做法。在我国目前面临的结构型污染和大量散烧煤存在的情况下,过分地对燃煤电厂这样容易监管的企业不断加严要求甚至提出近“零”排放要求,会大大超出最优社会总成本。

而煤电治霾就是根据我国雾霾特点以及能源、环境的实际情况,依据社会总成本最优的环境经济学原理提出的。

经常可以遇到这种逻辑表述:雾霾污染主要原因之一是燃煤,电厂燃煤占全部燃煤的50%以上,解决了电厂燃煤污染就是抓住了治理雾霾的关键。这种表述看似“严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北京市的燃煤电厂改为燃气电厂。北京燃煤电厂原煤消耗量为927万吨(发电643万吨、供热284万吨),其中,高井电厂、高碑店电厂、国华一热、京能热电(以下简称四家电厂)消耗燃煤913万吨,约占全市燃煤的40%,但是2012年,这四家电厂占北京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三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合计仅为2.5%,这种替代从直接环境效益看很小;而从间接环境效益看,在天然气紧缺的前提下,用燃气替代散烧煤的效果要大大优于替代燃煤供热电厂,更有利于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由于燃气热电联产替代的成本要大大高于燃煤热电联产,北京的替代方案使燃气发电高于燃煤发电约0.2元/千瓦时以上,污染物消减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其中一家电厂的年运行成本增加10.2亿元,污染物削减增量成本达700元/千克,高于全社会平均污染治理成本数百倍,也造成了被替代的煤电固定资产的浪费,增加了电厂投资方的风险。从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看,燃气与燃煤发电供热相比,气源的可靠性和供应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从解决就业看,四家电厂员工数千人,而新建燃机项目可提供的岗位仅200-300左右,不到十分之一,多数职工将面临转岗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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