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能源与气候变化的主要热点和趋势你知道吗？-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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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关系着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实现绿色低碳经济转型，解决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既是国内突破资源环境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必须采取的战略选择。

世界能源体系变革与国际合作

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一体化、能源安全全球化以及新能源技术规模化应用的新趋势下，全球能源系统正在迎来根本性变革，并深刻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未来走向。先进能源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作为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解决方案被各国寄予厚望，因此，对于未来先进能源的发展潜力、发展速度以及对未来世界能源、环境和气候影响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以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例，IPCC在2011年发表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特别报告，对未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进行了多情景预测，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大小受到气候政策约束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成本变革趋势及其与传统能源系统的整合程度。从发展关键要素来看，一系列模型和实证研究表明，政策是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因素：激励政策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优势，而且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

关于先进能源技术的未来发展速度，Lund等乐观主义者认为，新能源技术将在2050年成为全球主要能源；York则认为，受到既有基础设施的限制和传统能源使用惯性的影响，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推广需要较为漫长的过程，并且须要各国政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新能源技术激励政策。此外，先进能源技术的发展对整个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影响也是研究热点之一，主要讨论集中于先进能源发展的负效应。一些学者通过模型分析研究认为，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受到能源成本、部署路径等方面的制约，短期内的发展很可能造成净消耗能量，而非净生产能量；另一些学者认为，包括新能源在内的一切能源都存在环境外部性成本，在发展新能源技术时必须进行综合全面评估，以免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先进能源技术转移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环境效应，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国际能源合作与技术转移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例如，VanRenssen通过对1988～2008年100多个国家风能专利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对于风电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进行规模化应用具有重大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国际治理制度

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结束了“巴厘路线图”计划，开启德班平台谈判，要求各国2015年底就2020年后国际减排制度框架最终达成协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新的阶段。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公平性理论与准则正在日益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包括国别之间的公平、人际之间的公平以及代际之间的公平，其中尤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承担的责任义务是否应该相同的问题最为突出。

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不同国家采取不一致的政策措施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关全球减排方案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在空间维度上，Landis等提出了全球范围内碳排放空间的分配方案，探讨设立全球统一碳价的可能性。部分研究尝试提出，在考虑各国贫富差异的条件下如何分配全球碳排放空间。在时间维度上，一些学者关注了减缓气候变化所应采取的短、中、长期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学界重点关注了非发达国家的减排潜力以及参与自愿减排的可能性等，分析了不同减排义务的分担原则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国际合作机制方面，由于存在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技术现状等一系列差异，各国所持立场多不相同，博弈仍是全球气候谈判的主旋律。由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较强的全球性和外部性，国际合作在理论和制度上却仍留有空间，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一方面，部分研究对现存的国际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Helm指出京都议定书体系基于碳生产，并非碳消耗，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碳足迹问题；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从理论框架等角度对各国如何求同存异，进一步增强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例如，Soeder探讨了限制参会代表总额、完善谈判制度对于达成国际共识的潜在作用。

作为国际博弈以及地区合作的具体体现，碳关税和碳市场等国际政策机制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因此，评估当前国际减排政策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大量研究评估了欧盟碳排放市场（EU-ETS），认为ETS对于欧盟实现减排目标，降低减排成本的作用是有效的[15]。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已经开展的碳排放交易试点以及未来可能建立的全国碳交易市场[16]。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协议对于碳减排的作用和激励不足，需要多层次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碳排放交易合作。

能源体系变革与低碳发展路径

全球正在酝酿以能源体系变革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将引发世界范围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破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能源和排放的依赖，实现生态文明下经济社会的低碳化发展是全球解决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较多研究通过模型模拟与实证检验等途径对经济发展和能源排放的去耦化问题作出分析，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例如，Contestabile对全球86个国家近50年之间GDP、人口、城市化率、国际贸易等与总排放、人均排放以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有部分去耦，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显著[18]。此外，有学者对1960～2008年全球150多个国家的GDP与排放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排放与经济的增长不具有对称性，经济增长模式对于排放的影响较经济发展规模的影响更大。

在探讨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看到国际贸易在重塑全球碳排放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为隐含性碳排放。当前，由于各个国家采取松紧不同的减排政策，导致发达国家往往将高碳密度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最后通过进口高碳密度产品从而达到节能减排。Fischer通过研究分析发现，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在产品进口中隐含性碳排放已经超过其本土的减排量。Jakob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碳进口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明显，碳出口国社会福利受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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