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与制约

笔者拟考察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方针及其形成的基础、变化的原因，以求对这一课题。

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斯大林绝对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了参观核设施的要求。斯大林拒绝了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的这一要求，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记录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信心十足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在苏联刚刚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无疑在向西方暗示：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如果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或许也想以此向中国人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理解斯大林的用意，不得而知。不过，中国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却是实情。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2，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1952年底，即以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Nesmeyanov）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可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考虑研制核武器的问题。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甚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

赫鲁晓夫强调核试验耗资巨大，中国国力难以承受，确属实情。不过，莫斯科的主要忧虑并不在此。同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也心存疑虑。此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BernardBaruch）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AndreiA.Gromyko）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从此，美苏之间就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V.Kurchatov）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危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同年9月22日，即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苏联人刚刚做此承诺后，中国就提出要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求苏联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将为研制核武器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毛泽东便在10月23日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地质队又在广西找到了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甚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是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国防部长彭德怀则在2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在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作为合作条件，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议，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普查和勘探铀矿。

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议》，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及一个使粒子获得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数据，提供足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并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Solonov）和阿里柯谢夫（Alekseev）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月，以诺维科夫（Novikov）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在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全面援助中国的核工业建设。

在以后两年，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8月17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派遣了称职的专家。是年5月，沃尔比约夫（Vorbiev）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科学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据他的中国同事反映，此人确实有很深厚的功底。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钸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尔比约夫与钱三强所长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总理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钸。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六十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六千人。时任该所负责人之一的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尔比约夫都给予了中国不少帮助。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总之，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帷幕下于1955年初逐步展开了。

二、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五至七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能够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爆炸原子弹，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苏联援助的，虽然是不完全的援助。不过，莫斯科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对中国的援助最初却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核武器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6年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Petrushevsky）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数据。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无法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与此同时，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副总参谋长陈赓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设十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属于纯军事目的，又与原子弹密切相关，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Sepilov）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马上停止进行，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议，其他国家随后加入；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议。1957年1月14日，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作为防止核扩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副外长佐林（Zolin）在大会上指出，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数量的任何增长都会使局势复杂化。而苏联提案的实际结果是：一个现在尚不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即使已经掌握了这些武器的生产秘密，并已拥有必需的材料，她也不能有效地试验这些武器。这个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

就在核工业援助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Bulganin），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13日苏共中央覆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培养导弹人才，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五十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与中国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

苏联的如此态度再次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195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覆电苏共中央。覆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了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中国将在1957年新学年派去五十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正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协助教学。覆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由于苏联态度消极，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国防建设项目。聂荣臻和「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于1957年1月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钸的化工厂，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

正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放宽了在核援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Malinkov）、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中央领导层。这次斗争是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苏联党内思想路线分歧又一次大暴露。赫鲁晓夫采取非常手段制服了其对手之后，亟需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7月3日，即中央全会结束三天之后，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Patorichev）便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Anov）和苏联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Zhukov）还分别找中国使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Mikoyan）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介绍了苏共六月中央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在此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

鉴于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尚未定案，需对1956年8月的原子能协议进行修改，7月18日聂荣臻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办理。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Arkhipov）便答复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两人在客厅里都显得很高兴。阿尔希波夫表示：关于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同意进行谈判，并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由聂荣臻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

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于9月7日抵莫斯科。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Pervukhin）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消息传到国内，9月29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和张连奎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议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协议共五章二十二条，根据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研究和生产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4。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议中都未作具体规定，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议》（简称《核协议》），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国防新技术协议》和《核协议》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