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贵州电改——包容（系列三）

一方面水电在贵州没有绝对过剩的入市冲动;另一方面水电被网公司看作交叉补贴、供电保底的“稻草”，绝不能撒手。再加上水电本身的优先发电权，水电入市这步棋怎么走，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功夫。

挑战四售电侧改革

售电侧改革应该是现目前被讨论最多的话题，当然多数眼球是被广东省初期13家售电公司通过4轮竞价削走4.5亿元利润所吸引，也正是因为这种暴利的出现，使得广东省的售电公司盈利模式饱受诟病。而另外一个热点则是关于重庆售电公司结算问题，地方发改委与网公司就售电公司是否能直接向用户开票结算电费的问题，把官司打到了国家发改委，但最后国家发改委的批复还是给重庆地方改革热情降了降温，除了电网公司旗下售电公司和拥有配网资产的售电公司可以直接向用户开票结算电费外，其他类型的售电公司均不可以，而只能从网公司结算价差部分收益。

而就贵州售电侧改革的现状而言，其本身是具有先天优势的，一个是贵州兴义地区阳光电力公司，其实早已是一个几乎完全主体的拥有配网资产的地方配售电公司，并且依靠其自有的电价水电电源，给予高耗能工业客户0.36元/千瓦时超低电价，挤占了兴义地区近30%的售电份额，与南网在兴义区域内形成激烈竞争，最近在结束代管关系以后，已经在向国家申请成为农网升级改造工程独立承贷主体，其势正盛。另一个亮点则是基于对贵安“大数据”的支撑性举措，按照贵州电网公司、贵安新区、社会资本4:3:3的股比组建贵安新区配售电公司，组建方案已经6月20日省电力体制改革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计划在7月15日挂牌运营，成为全国首家电网相对控股的配售电公司。应该说在拥有配网资产的配售电领域改革贵州省步伐迈的相当稳健，但售电改革的其他层面则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从今年年初，贵州省各家工商注册的售电公司就开始申报备案，截止目前全省已在工商部门注册售电公司43家，其中国企售电公司10家，国企和民企混合售电公司2家，民企售电公司3l家。但目前没有一家公司通过注册备案，关于售电公司的主体资格如何认定，市场交易如何开展仍然没有定论，即使是已经成型的贵安配售电公司和阳关电力公司以何种主体身份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也没有定性。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贵州对于售电公司实质业务的开展所持有的审慎态度，猜测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到广东省售电暴利的影响，想通过规则制定进行一定程度的规避;另一方面受到重庆结算问题的影响，在结算层面上需要作进一步的精细化考量。但实际上上述目前问题在贵州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首先广东售电暴利产生很大程度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而贵州省通过近几年的直供电业务的开展，绝大部分用电大户对于政策、市场、以及交易规则的把握已经非常清晰，可以说任何售电公司在贵州想通过信息不对称来攫取暴利其难度是非常之大的;另一方面广东和贵州省的区别还在于用电户对于电价成本的敏感性不同，广东高耗能行业用电户不像贵州那么多，其用户特点是用电少，家数多，因此许多客户对于用电成本的关注度低于贵州省用电大户，更易于让售电公司切入。其次结算问题在重庆的争议结果对于社会资本的纯售电公司而言虽然差强人意，但基本已经定型，因此也不需要过分担忧。

反过来讲，在没有利差空间且无法形成结算电费现金流的情况下，如何盘活这些新兴的纯售电公司，为下一步促进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配网建设投入，实现国家售电侧改革的意图打下基础，可能才是顶层设计者们应该需要更多去思索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售电侧改革只会是一个壳，在各种利益空间都被封堵掉的情况下，大量潜在的社会资本都会被拒之门外最终远离售电市场，只留下国有背景的配售电公司唱独角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能源局是看得比较全面的，3月24日，国家能源局就向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下发了《关于征求做好电力市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强调要积极培育售电公司，允许售电公司代理工商业用户参与市场交易或提供售电服务，并且还为售电公司指明了商机：10千伏以下用户可通过售电公司参与直接交易，10千伏及以上用户则可直接与发电企业交易，也可委托售电公司参与直接交易。实际上其大意就是留出一定的特许市场空间给售电公司，虽然目前的售电侧改革并没有看到对于该文件的响应，且在贵州10kv用户数量较多、用电量大，作为售电公司特许客户不太现实，但可以变通一下把拟放开但还未放开的315KVA变压器容量的工业客户作为售电公司的特许代理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一方面响应了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为社会资本的纯售电公司留出市场空间，同时还可以减少交易中心的备案工作量，一举多得。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措施，办法还有很多，包括合同能源管理市场、BOT市场、税收、金融等等。先让一部分优质的售电公司活起来，然后通过监管、约束、疏导把集聚起来的红利释放到增值服务、资源配置和电网建设中去，最终实现能源市场的“共同富裕”，岂不美哉。

挑战五跨省跨区交易

跨省跨区交易这个题目应该是国家级电改的题目，成立北京和广州两个国家级交易中心，其目的也是在于此。贵州的跨省跨区交易实质上再一次走在了前列，2016年签约跨省区交易电量60亿千瓦时。2016年签约跨省区交易电量60亿千瓦时，而全省第一单跨省区交易可以堪称改革的典范，是由贵州华电桐梓发电厂与重庆乌江实业公司签订，这次交易与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实施细则出台的情况下，沿海家庭作坊式乡镇企业的快速崛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现有市场后有政策，然后再由政策迅速拓宽市场。无论发电侧的市场开拓者还是政府主导者和电网管控者其实都是开启这场创新性电力交易的无名英雄。以此为开端，跨省区电量直接扩大到60亿千瓦时，占全省交易电量14.3%。

跨省区电力直接交易市场的打开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的“网对网”到“点对点”的置换。但实际上今年贵州跨省区交易另外还有30亿千瓦时的电量没有涵盖到其中，这就是“黔电送深”由织金电厂送深圳的国家发改委批复交易。但为什么统计数据一直不提呢?猜测应该是由于结算问题一直没有理顺的关系，这部分交易电量和上述60亿千瓦时的电量有所不同，前面的交易电量是南网与贵州周边小网的结算交易，小网到自由用户的输配电价相对灵活，有着高度的定价自主权，便于达成交易意向。而“黔电送深”实质上贵州网与深圳网的交易，尽管都在南网内部，但由于独立核算和国家批复输配电价的关系在结算层面上会出现利益分配问题。打个比方，我们如果驾车走高速出省，一般会出现在省界的时候先缴费出本省收费站，在重新上外省收费站的情况，实际上就是高管公司内部在分配车辆过路费。如果结算问题好解决的话，我想应该早就不该有上站、下站的问题。当然既然国家批复了，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只是早晚问题，但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贵州下一步真正意义上的“计划+市场”外送电量市场格局的形成，仅仅一个深圳市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整个贵州全省用电量，因此面对巨大的市场前景必须慎之又慎。

综上，电改之路仍然充满挑战，但这些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人的因素在起着正向和反向的作用，一位朋友曾戏言：“在中国，三人行必有政治”，的确“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没有反对的声音如何得知何为正确，改革应有的胸怀就是包容，不能因为谁阻挡了改革的前行就说成能源革命中的“反革命”，其实有的个体或群体也许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对于改革前行的阻挡，而是一种下意识对于改革未可知性的恐惧，是一种人性的本能，而并非被夸大的所谓利益的藩篱。但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确实需要每一位参与者统一认识，统一到2014年6月13日中央第六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大大关于“能源革命”的号召上来，“让能源回归其商品属性”，怎么理解这句关键性的论述呢?我认为那就是凡是实物商品能够去做的交易，电能作为一种商品最终都实现以后才算得上是属性回归，无论是现货、期货、金融衍生品、电商等等，既然我们没有去诟病倒卖衣服、鞋袜、电器的商家赚取差价，又何必在意现在售电公司初期并不可持续的暴利呢?一句话，包容性的拥抱改革方可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百花齐放。

尽管还面临着这些棘手的问题，但挑战与机遇并存，国家目前进入三类电改试点的25个省份之间难道不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吗?能够进入由国家层面搭建的电改赛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区域来讲，无疑是一种荣耀，但能否支撑起荣耀的光环，则需要以一种敢为人先的勇气与毅力。广东电改无疑是第一轮竞赛的赢家，仅仅通过售电侧改革试点切入，却基本完成了综合电改的任务，博得无数眼球，和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广东人的创新精神始终让他们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不得不让人敬佩和叹服。见贤思齐，贵州只要在现有规模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广东与重庆售电侧市场的经验和教训，乘着“数博会”和“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的东风，抓住厂网换帅的契机，迈开大步奋勇直前，再次赶超发达地区并非难事，倘若电改之路“真如铁”，且看黔人今朝“从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