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统计】7月14日火电要闻汇总-第5页-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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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环保局官网介绍，垃圾焚烧发电厂早在2012年5月就进行过环评公示，这也是仙桃市首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13年4月获湖北省环保厅批复后，8月湖北省发改委正式批准立项核准。

而距该项目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的满庭春小区，从2011年开始建设，最早一批业主在2013年就已入住。仙桃垃圾焚烧厂距市中心也仅二三公里左右。

接受采访的居民表示并不知道之前的环评，也不知道这是焚烧垃圾发电，只听说那里要建个电厂。满庭春小区的一位居民对《财经》记者称，直到最近，有人见过往车辆托运垃圾到那个发电厂，才知道是用于垃圾焚烧发电。

居民们搬出《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一条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他们认为，政府必须要听取公众对环境影响的意见。

他们担心，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后会有污染，诱发疾病，而且可能产生噪音、臭味等影响生活质量。垃圾焚烧厂距仙桃境内最大的河流通顺河不远，其灰尘掩埋点也在通顺河附近。通顺河是仙桃市区的居民用水取水点，他们也担心水源会受到影响。

更让当地民众不安的是，即使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标准高不会造成污染，那运营时也需要按严格的环保标准执行，后续谁来监督垃圾焚烧发电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和仙桃市一样，肇庆市禄步镇的居民们也担忧，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旦运转，后续将有很多环境污染、健康风险问题。比如，垃圾焚烧厂是否会污染水源?禄步镇位于西江，西江是肇庆、佛山、广州、中山、江门、珠海及澳门的饮用水主要水源。

无法避免污染?

在回应抗议居民时，仙桃市政府称，仙桃垃圾焚烧厂的焚烧技术先进，将垃圾焚烧后二英排放比日常家庭炒菜、烧烤和汽车尾气产生的二英含量还要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设备先进、技术成熟，接近零排放，对周边环境无影响。

仙桃市环保局局长闵银华此前曾表示，仙桃市垃圾发电项目采用德国先进的机械炉排炉焚烧技术，超高温大于850℃，充分燃烧时间大于2秒，确保燃烧完全。同时采用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等措施，能够满足烟气中二英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告诉《财经》记者，垃圾焚烧在国内，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是必须要采用的技术。关键是使用这技术一定要严格按照技术标准来运行，排出的废弃物与烟尘达到设计标准，就不会造成污染。

由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的《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也称，本项目炉渣和飞灰均采用密闭储运，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垃圾贮坑、化粪池、沥滤液收集池、沥滤液处理站、渣池和飞灰仓均采取严格防渗措施，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很小。

不过，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看来，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的技术从理论上安全，究竟能否避免污染，无法保证。这位坚定的“反焚烧派”专家认为，所有焚烧炉的污染风险很难排除，即便在焚烧过程中二英达标，也需要严格按操作流程到位才行。“这里面有花钱多少的问题，一般很难实现全达标。”

然而，仙桃市垃圾围城的现象日益严重，城乡每日平均产生各类生活垃圾750吨，目前全部为卫生填埋方式处理，唯一的卫生填埋场预计三年内就将达到饱和。

垃圾在卫生填埋场中的分解时间通常需要7年到30年。焚烧处理只要垃圾的熔点低于850℃，两小时左右就能处理完毕。仙桃垃圾焚烧厂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这意味着，即便该厂建成，也不能完全处理当地产生的生活垃圾。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告诉《财经》记者，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的地区，应优先选择垃圾焚烧方式。垃圾焚烧具备项目用地省、垃圾处理速度快、污染排放低、能源利用高的特点，在垃圾减容方面效果也很好，同等量的垃圾，通过填埋约可减容30%，通过堆肥约可减容60%，而通过焚烧约可减容90%。

需要说明的是，垃圾焚烧的前提是给垃圾分类。

张益表示，垃圾分类能助力焚烧处理做得更好，可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

国内提倡垃圾分类已有多年，尽管地方政府、公益组织等齐力倡导，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也做得并不理想。

“代民做主”模式不可延续

仙桃、随州、肇庆三地政府在公众抗议后宣布项目停止，并不是明智之举。

实际上，不少地方政府引进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多好处，很多项目在环境污染和相关风险管理方面也做了可行调研。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政府部门需要反思决策机制，在信息透明公开、建立有效平等的沟通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方面多下心思。

薛澜对《财经》记者分析，由于政府决策过程的弊端，导致地方政府没有底气来捍卫其决策。没有经过公开充分的利弊权衡和政策讨论，就匆忙上马、叫停，这显然不是民主决策。

在很多工业项目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代民做主”。薛澜分析，从决策过程来看，政府完全替代公众决策的“父爱式”代理制，其必要基础是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但近年来这一基础已被严重削弱，传统的政府决策模式无法延续。

各级政府近年虽然在增加公众参与、改善公共决策机制方面，也开展了各种尝试，诸如听证制度、公共政策网上咨询、重大项目开展“稳评”等等。但这些措施仍然属于“打补丁”，无法根本解决现行公共决策体制的命门，即无法提供公共决策所需要具备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发生在仙桃等三地的垃圾焚烧事件表明，通过设立“稳评”环节这样“打补丁”的机制，无法掩盖现行政府决策模式的弊端。

但协商、沟通目前在中国很难实现标准化，政府直接作决策效果难以控制。

投稿与新闻线索：陈女士微信/手机：13693626116 邮箱：chenchen#bjxmail.com（请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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