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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北京最大垃圾发电厂遭居民联名抗议 还能有进展吗?

2018-04-23 09:00来源:中国能源报作者:吕银玲关键词:垃圾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厂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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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羊烤串也会产生二噁英,迄今还没有达标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案例。”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委会秘书长徐海云指出。

高习晟对此有不同看法:“国家对有毒有害气体只有排放浓度的标准,没有对单个污染源单位时间内排放总量进行控制,未考虑局部环境承受力。屋里一个人抽烟,还能忍受,大家都在抽烟,那就受不了。”

潭柘寺镇居民从官方拿到的数据显示,针对当地二噁英进行的几次测量数据有快速增长趋势。以距离发电厂烟囱2319米的鲁家滩村为例,土壤中二噁英浓度分别为:焚烧厂运行前0.63皮克,2014年1.5皮克,2016年2.1皮克,年均增长0.225皮克。距离发电厂烟囱2823米的潭柘寺中心小学附近大气中的二噁英浓度也由2014年的每立方米0.017皮克增至2017年的0.42皮克。

“虽然二噁英现在处于合理范围,但我们这儿是个山坳,气体扩散较难,二噁英递增速度会很快。”业主林芳表示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二噁英监测技术仅能进行一天采样。

毛达指出,国际上连续采样一个月的技术在我国尚未应用。我国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并曾承诺到2008年,优先针对重点区域的重点行业现有二噁英排放源采取BAT/BEP措施(该措施建议使用连续采样技术)。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距该承诺还很远。

同时,现有的二噁英监测工作在执行、公开方面也并不到位,不同焚烧厂参差不齐。

2017年11月,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向环保部门申请公开2008年后环评并在运的129家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空气和土壤二噁英监测报告。截至今年2月,仅有26家在答复中提供了相关数据。其中,仅有3家每年进行监测,而包括北京鲁家山、苏家坨在内的4家垃圾焚烧厂只有环评阶段的一年有监测数据。除不存在数据无法提供外,一些环保主管部门则要求申请者向企业要数据、自行查找,或先提交科研资料。

仅靠宣教难解疑惑

李梅是上述别墅区的业主,也是一名律师,申请各项信息公开多由她负责。然而,更多的当地村民既没有相关意识,也没有相应知识。对他们而言,接受最简单宣传教育的同时,依然保持着质疑。

在垃圾焚烧从业者看来,公众反对主要是由于缺乏了解、盲从偏信和主观臆测。因此,宣教和科普成为解决邻避问题的着力点。

自2009年7月起,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在北京市内率先敞开大门,接受公众参观。并于2013年设对外接待科,建科普展厅,请民众到焚烧厂了解垃圾焚烧的整体过程、现场生产实际及三废处理情况。

△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展厅陈列着渗滤液处理样品

但仅有简单的知识性信息,一些居民并不买账。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附近一小区居民表示:“宣传没危害也不行,还是不放心。”鲁家山垃圾焚烧厂附近居民组织过两次入厂参观活动,但并未改变反建的态度。赵树明感到无奈:“给公众讲解技术问题没用,他们听不进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告诉记者,他参观过几十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发电厂着重介绍垃圾发电的好处和污染控制的可能性,不会对二噁英、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控制、辅助燃料的使用等细节问题进行答复。

若宣教不成,垃圾焚烧厂往往只好期待政府出面。据了解,目前很多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处于超负荷运行,而焚烧发电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焚烧厂环评等环节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向公众发放问卷只是形式,一般在发放之前会‘做工作’,直到‘做透’为止。”徐海云道出环评中的“规则”。乐家林则坦言:“听证会程序设置的‘简单粗暴’是典型的行政‘忽悠’。”

垃圾焚烧发电厂与公众之间的隔阂,除了受固有观念影响,也受利益的预判影响。

反焚派多认为,垃圾焚烧厂的迅速发展与其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财政补贴密切相关;主焚派则称,有些居民反对是由于房地产利益受到冲击,焚烧厂的存在打破了其对房价的预期。

△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主控室

由于沟通不畅,此前一些城市曾出现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后因公众反对而整体拆除重新选址的情况。也有极少数城市因公众反对较强烈,采用了更清洁的湿法脱酸工艺。但该工艺成本较高,并会带来水消耗和水处理问题,因此在干法、半干法能够达标的情况下,多数城市并未采用。

“目前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邻避效应,大多是零和博弈 ,要么是公众声势特别浩大,导致政府被迫放弃建设计划;要么是政府不让公众发声,公众意见更大。很难看到双方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对话。”毛达称。

毛达还表示,现在大的政策是鼓励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但还看不到特别好的案例。“好的案例一定是不同意见能得到充分表达,但凡只有一种意见,以专家说服公众为起点的话,就有问题。‘征求公众意见’不是‘说服’公众,‘征求’是要将公众意见反映到环评报告中,并给出合理答复。不同的政府部门、公众代表、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需要进行对话,摆出各自的理由和证据,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居民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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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生活垃圾通常运往农村堆肥或填埋废窑坑处理,此后开始采取租地集中堆放的处理方式。目前我国垃圾填埋场多已超负荷运行,垃圾焚烧以其“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优势,逐步成为解决“垃圾围城”困扰的重要途径。

据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联盟编制的《中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报告》统计,2006-2016年,我国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清运量由2.1亿吨增加到2.7亿吨,年均增长2.5%。其中,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由1.5亿吨增加到2亿吨,县城生活垃圾清运量由0.6亿吨增加到0.7亿吨。另有数据显示,2010-2016年,我国垃圾焚烧量已从2973万吨增至约7547万吨。

截至2016年,北京市日产垃圾量已达2.38万吨,年产量高达873万吨。此前,北京曾规划在2015年以前全面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烧厂,但在种种阻力下并未实现。有统计表明,如果北京规划中的垃圾焚烧项目全部上马运行,日处理量将达16300吨以上。

原标题:居民联名抗议 北京最大垃圾发电厂二期还能有进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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