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陶冶：如何看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因应当前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可再生能源政策频频出台，包括分布式管理、建设计划管理、全额保障性消纳、价格补贴退坡、降低非技术性成本等方面。如何科学审视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可再生能源发展受政策和决策影响较大，当前政策体系正在朝以消费侧引导供给侧的方向转变。可再生能源面临利用不充分问题，要通过存量的高质量运行和增量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改革创新驱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成为彰显中国软实力的新名片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形势?

陶冶：我国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发展虽然起步比欧美国家略晚，但后发优势明显，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时至今日，在国际上，主要国家、主流媒体、众多国际机构均高度认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促进经济、环境、民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将其作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体系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杰出的成就。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成为彰显中国软实力的一张新名片，成为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就，GDP、大型装备制造业、大国重器等一直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手段。但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等，中国向国际展示的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发展理念、文明思想、文化建设等软实力。而可再生能源正是国家“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的最佳示范。彰显中国的软实力，尤其在理念上，甚至是在精神层面、道德文化、文明层面。同时，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不是空中楼阁，是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重要领域，是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是能有效衔接中国发展新理念和新实体经济，国有、民营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广泛参与的高效产业载体。

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持续不断地加强自身产业体系的建立、成本快速下降、市场竞争能力显著提升，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步进入独立发展、自主发展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理念和高新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名片。

要实现减碳的国际承诺“三北”地区的集中式开发必不可少

记者：您怎样看待我国可再生能尤其是风电、光伏从“三北”等大型集中基地向中东部和南部发展分布式转移的发展布局变化?

陶冶：回望中国十几年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历程，集中式开发尤其重要，是在规模化发展初期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不能因为在发展大型电站(大型风电基地、大型光伏地面电站)的过程中出现的消纳、并网等技术性问题而全盘否定大型基地的发展模式。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需要大型基地规模化发展，一方面可推动成本快速下降，另一方面通过大型企业的模式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应看到大型电站在推进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遇到问题就全盘否定。

发展可再生能源最根本、最核心的动力是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和对大气环境治理的决心，这决定了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究竟要发展多少可再生能源。可以说，要兑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中国承诺，我国可再生能源目前发展的速度是不够的，量也是不足的。虽然现在分布式是重要选择，但如果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段的话，我国“三北”地区集中、大规模的开发是免不了的，也是必须的。

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正在朝以消费侧引导供给侧的方向转变

记者：我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陶冶：如今，无论是累计量还是新增量，我国的水电、风电、光伏都是全球第一，每年新增的生物质发电在全球也排在前列，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在规模、体量、经济性等方面都达到一定水平。而另一方面，经济、能源宏观调控手段、电力市场建设完善等外部环境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所以，我国的可再生能激励政策也到了该调整的时候。谈到激励政策(当前中国已有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是基于可再生能源法建立起来的五大政策体系)，大家都知道的有补贴、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常规的电价附加等。常规的电价附加解决的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解决管理问题，补贴是解决怎么分的问题，固定电价是解决标准的问题。2009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确定了可再生能源激励方面的五大制度。从2009年到现在的近10年，可再生能源法确定的五大制度都是在不断调整，如电价附加的幅度在调整，固定电价也在调整，什么样的技术享受什么样的电价也在调整。当然，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中也出现了创新性的手段，如领跑者项目、全额收购项目、平价示范项目、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促进分布式交易的政策等。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一直围绕着可再生能源法确定的五大制度政策体系在做。

近年来我们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是通过消费侧的引导来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我们以前的政策多是针对供给侧做文章：给企业一个明确的市场环境，有确定的收益，让大家愿意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开发。现在则是通过消费侧来引导供给侧的变化。如可再生能源地方引导目标的设定、配额制、绿证等，都是通过消费侧营造一个市场空间，将可再生能源开发权和如何开发交给市场去决定。这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中一个比较大的核心的变化。但可再生能源法的一些基本理念还是不变的，如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应发尽发;确保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属性，有它经济价值的体现等。新发布的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取消了接网补贴，将其纳入电网输配电成本核算之中，也是体现了减少补贴，用消费侧引导供给侧的政策调整方向。

平价上网可以实现，但仍然需要一揽子激励政策

记者：我国能源主管部门一直在推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平价上网。根据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风电项目电价可与当地燃煤发电同平台竞争，光伏项目电价可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您觉得风光平价上网能够如期实现吗?

陶冶：“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与之前规划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性目标，平价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完善。平价上网是2017年的热门话题，很多机构也对此作了研究。我认为到2020年大概率的，即较为普遍意义上的风电和光伏达到各自的平价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风电方面，风电平价的实现过程可能会和大家想的略有不同，率先实现平价上网的可能并不是我国风电资源条件最好的“三北”地区，而是风电资源较为好，而当地煤电价格较高的地区，也就是我国的东部地区。风电平价不是一次性全部实现的，而是分区域先后实现，东部可能率先实现，这与当地较高的煤电标杆价格有关，弃风最严重风电资源最好的“三北”地区可能是最晚实现的，因该地区煤炭价格较低。而实际上可再生能源的电价一直都是在跟煤电的标杆电价比。

当然，风电要实现平价上网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实现风电平价上网需要多方面政策来促进，但其中一个最重要措施就是一定要保证全额收购，保证运营小时数，这也是促进风电平价上网最现实可行的方式。第二就是要降低风电开发的非技术成本，如土地价格、资源税费等隐性的各种不合理税费等要降下去，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风电的问题不只是风电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光伏业也一样。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如降低信贷成本，大家都知道要降，但如何降低?我们目前能做到的只能解决小部分的融资问题，如做一些基金，引入一些投资，但这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成体系地降低融资成本可能要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调整来实现，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

在光伏方面，不管是分布式还是地面电站，最近几年成本下降都很快，到2020年实现销售侧平价还是比较乐观的，更有乐观的预计为到2022年光伏就能在供应侧平价。

但我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推进，更多的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可再生能源即使是与煤电标杆电价平价了，也不能解决发展中的全部问题，或者说可再生能源并不会进入到“敞口”发展阶段。平价后，可再生能源发展仍然需要激励政策的支持。因为即使是同样的价格，可再生能源与煤电在电的品质和可控性方面不同，需要的辅助条件和边界条件也不一样。所以说平价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平价后我们仍然需要一揽子激励政策和管控手段，需要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对可再生能源予以支持。平价后需要的激励手段，可能不是经济上的直接补贴，而是在其他方面。

所以我们要科学认识平价上网，它只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不是进入到了完全可以依靠产业自身就能自主竞争的阶段，能源行业本身也不是完全价低者得的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再生能源都是一个非常受政策和决策影响的行业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