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 石化业者该如何自处？

2021年中国—东盟石油和化工国际合作论坛上，新加坡制造商总会能源与化学工业团组主席李雪民就石化行业如何应对气候危机进行了线上分享。周小刊特将李雪民主席的分享内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气候危机警报再度拉响

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幸免于气候危机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气温上升造成各种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海平面正在上升，北极正在溶化，珊瑚礁正在死亡，海洋正在酸化，森林正在燃烧。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它的科学报告中再度发出对全球变暖后果的警报，要求立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指出，因为极地的冰川溶化速度不断加快，导致海平面上升，而近4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距离海岸线100公里之内，如果不马上采取积极行动，纽约、上海、大阪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市可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沉入水中，造成上亿人口流离失所。

目前大概有5亿人口生活在受土壤退化侵蚀影响的地区，估计高达30%的粮食会因此而损失，饮用水和农业用水也会因为极端干旱而严重短缺，而这类影响往往波及弱势的群体。全球变暖极有可能使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扩大，国际间为了土地、粮食和供水等资源的争夺必定让矛盾加深，使已经存在的挑战更加恶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干旱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

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将有超过1.4亿人口被迫迁移。随着地球急速变暖，极端气候如热浪、洪涝、干旱和飓风等在世界各地会不断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现在90%的自然灾害已经被科学家确认与气候变化有关，每年给世界经济造成5200亿美元的损失，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因此陷入困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谁该作出更大牺牲？

过去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地球比工业化以前至少高出1摄氏度，而且以每10年0.2摄氏度的速度攀升，这已经接近科学家们所警告的“无法接受的风险水平”。

2015年的巴黎协定要求控制最终升温幅度必须低于2摄氏度，并努力进一步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可是当时大概有一半的美国人不认为这是人类自身行为造成的，因此特朗普在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大，如果美国退出，即使各国在巴黎协定期间和之后所作出的承诺全部兑现，世界的平均气温仍会上升2.5到3摄氏度。人们不禁要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到底谁该作出更大的牺牲呢？

我从四个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首先，要考虑人们生活平等化的因素。地球上每个人不论贫富贵贱，他所享用的资源以及排碳的配额应当是均等的，因此国与国之间应该以人均排放量来做对比。其次，排碳配额应该分配给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消费国不应该把责任全都推给生产国。再者，碳排放量应该以累计总排放量而非每年的新增排放量作为衡量标准，而发达国家毕竟已经累计了200多年的排放量了。最后，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假如人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能者应该多劳，富国多作贡献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石化业者该如何自处？

石化行业从业者该如何应对气候危机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赎罪”的途径。碳排放的责任方在英语有时被称为“3C”：消费者（Consumers）、公司（Companies）、国家（Countries）。

首先你是一个消费者，要注意节能消费。国家电网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发现空调每调高1摄氏度，夜间平均功率就会降低26%，日间平均功率降低18%。节能减排应当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并以身作则。

假如你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是决策者，你应该尽量做到节能减排，采用各种先进的工艺来提高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在可能范围之内把不可避免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及污染物先行处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是碳减排的重要技术路径之一。今年7月初，中国石化宣布开启中国首个百万吨级的CCUS项目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项目预计年底投产，由齐鲁石化捕集并提供二氧化碳，然后运送到胜利油田进行驱油封存，这样每年可减排100万吨，相当于植树900万棵。

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大型示范项目有26个，每年可封存的二氧化碳大概4000万吨，这其实还不足全球排放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50年CCUS将贡献大概14%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上个月刚发布的中国CCUS路径硏究报告显示，CCUS技术的高昂成本是影响其大规模应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技术的提升，CCUS技术成本的下降空间较大。预计到2030年全流程CCUS成本在310~770元/吨，到2060年将逐步降至140~410元/吨。中国未来有超过10亿吨的碳排放量需要依赖CCUS来实现中和，CCUS可有力推进化石能源洁净化，洁净能源规模化，生产过程低碳化。

然而有部分石化业内人士会认为CCUS在业内推广存在一定难度，那么减排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途径——购买碳信用来实现，就是为中和自己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而付出的补偿费，用于资助那些能够减排的项目。1个碳信用额度代表1吨的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它可以通过避免或者减少排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达成，或者借由减排项目从大气中移除。世界银行5月底发布的2021年碳价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中指出，目前世界各地在运行的碳定价机制共有64种，累计收入530亿美元，可是大多数碳价仍然远低于为实现巴黎协定所建议的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0~80美元的价格范围。

截至2020年10月，全球共有1565家企业提出净零碳排放的承诺，以支持18664个环保项目。自2002年以来累计发行的信用额度已经达到43亿吨的二氧化碳，这相当于2000亿棵树在一年里可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也相当于每年温室气体排放的7.9%。

碳信用是目前碳市场最常见的机制，属于自愿排放交易市场的范畴。另外一个常见的机制是由政府强制执行的合规市场，亦即排放交易体系ETS，一般由政府针对不同的行业每年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上限，并以逐年递减的方式督促企业减排。如果企业超过额度就必须缴付罚款或者通过拍卖市场向其他超前达标的企业购买配额。

大部分政府在开始实施的时候都会提供免费配额，以欧盟为例，2005—2007年第一阶段实施时全面给予免费配额；到2013—2020年第三阶段时免费配额已经减至50%以下，而该阶段所涵盖的行业从发电厂和能源密集行业逐步扩大到航空业和化工业。

今年2月1日，中国正式启动ETS。从电力行业的2225家实体企业开始，要求各企业报告和核实2019—2020年的排放量，然后政府会根据发电机大小和燃料类型共4个碳强度基准来分配免费的碳排放额度，超过限定排放量的企业会被要求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

最后，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可以通过双边或者多边谈判协商，让国与国之间能够协调行动，达至多赢。对内则可以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法规及税收的方式，让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成本能够真实地反映在产品和服务的总成本里。

有些国家担心这样做会影响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对中国而言这应该都不是问题。一方面中国的产品性价比很高，价格稍有上涨也不会影响国际需求。另一方面，假如环境成本的一部分最终转换成税收的话，政府可以降低治理环境的财政预算，从而可以减少征收其他税费，企业也能得到再分配的利益。其实如果全球各国都一致行动来计入环境成本的话，那么产品的相对竞争力也不会出现变化。

此外，森林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会利用森林来帮助解决气候危机。专家估算，如果在目前全球40.6亿公顷的森林总面积基础上增加9亿公顷，这些新增的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可以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1/4，让碳含量恢复到全球过度依赖化石燃料之前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