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和绿色金融如何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的核心是能源革命，包括能源生产革命、能源消费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加强能源的国际合作，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以支撑居民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创新驱动

1．能源革命由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能源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如科技部依托重点研究计划，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研究，在化石能源中碳基分子转变为化学品和新材料方面进行科技攻关，启动了“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先导专项。中科院完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等项目，启动“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战略性科技专项。

2020年10月，李灿院士的千吨级“液态阳光”（“液体阳光”）示范项目成功运行。该项目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电解水生产“绿氢”，将二氧化碳加氢转化为“绿色”甲醇等液体燃料；或通过太阳能、电厂余热及其二氧化碳的直接利用生产油气（等离激元技术已在七台河电厂中试成功）；等等。

能源消费领域，钢铁、水泥、化工等是高能耗高排放大户，与生产技术工艺相关，实现工艺流程低碳再造是碳减排关键和核心。交通领域要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筑领域，要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进程，采用分布式蓄电方式实现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智能连接；实现建筑柔性用电，形成“光储直柔”智能系统，形成新产业、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乃至新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

何种技术路线会成为未来的“主角”，经济性和规模化是关键，因而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要利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宣传等手段，为“双碳”目标的实现营造良好环境，依靠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迈上新台阶。

2．在“双碳”领域“领跑”成为新时代新使命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的赛跑，成为各国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竞技场”。以去碳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为科学家和社会各界提供广阔的创新平台和合作空间，催生了基础研究领域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孕育了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创新。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必将孕育全新的科学技术与工程，既要有材料、制造工艺和能源等方面的技术更新迭代，也要在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挖潜提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要转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多能互补、高效利用、智能化管理的低碳能源体系，并带动能源相关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过程不排放二氧化碳；但与化石能源相比，其也有着能量密度低、时空分布不均、发电间歇性、成本较高等缺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规模化应用。

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精神，能源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有几项重点工作：首先，要打通能源之间的联系，促进多能互补、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其次，发展大规模储能技术，以有效解决电网运行安全、电力电量平衡、可再生能源消纳等问题；再次，研发新的能源转化途径，减少能源利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或将二氧化碳转化为高碳材料；最后，氢能技术、先进安全核能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等要协同推进，突破储能、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经济的能源体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市场规模大、制造门类全、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也将大幅提升。我国应加快部署低碳领域的国际前沿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先进共性减污降碳技术，提升我国在绿色低碳环保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储备，加强技术集成耦合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聚焦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关键新材料、重大装备及工业互联网，推进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中小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绿色制造研发及推广应用基地和创新平台，加快创新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加快现有产业数字化转型。强化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促进先进适用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持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弹性。发展碳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以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在研究开发绿色低碳技术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碳减排是全球性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拓展与世界各国碳减排、能源与环境的合作，共同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绿色产业发展呼唤绿色金融支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的主题。补生态环境短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投资需求巨大。用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发展基金、碳基金、绿色股票指数及其产品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领域。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

1．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其发展概况

绿色产业发展呼唤绿色金融。我国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布局偏散，能源结构“偏煤”，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补短板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环境产业的发展呼唤绿色金融的支持。据2016年8月31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是为支持改善环境质量、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经济活动，包括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覆盖绿色信贷、证券市场、绿色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绿色保险、环境权益交易等金融工具。

我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已有10余年时间。2012年2月原中国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制度框架。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系统构建了绿色金融政策框架。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构建了气候投融资国家政策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规定了绿色金融产品的主要类型。“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提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创新完善自然资源、污水垃圾处理、用水用能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其中，完善污水处理、用能等领域的价格机制，有利于投资回报和金融的良性发展。

绿色金融产品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主。2020年，全国绿色金融融资总额约13万亿元，其中绿色信贷约12万亿元，约占92%；绿色债券余额约8132亿元，约占6%；绿色股权融资占比约2%。发行境内绿色债券217支，规模2242.74亿元，累计发行规模突破1万亿元，约占全球的13%。中国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之一，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绿色债券发行国。2020年，绿色金融成为大部分上市银行的基础性业务；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银行绿色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工行则突破2万亿元。

绿色信贷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等领域。2020年，我国工业部门绿债发行数量与规模均拔得头筹，公用事业、金融部门紧随其后。从资金流向来看，主要投向节能环保、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三大领域，占比分别为28.07%、19.98%和30.13%。到2021年6月，截止至2021年6月，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占绿色信贷比重为47.99%，清洁能源产业占绿色信贷比重为25.72%，合计占比超过70%。从行业分布来看，绿色贷款在交通和能源领域投入较多。截止至2021年6月，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绿色信贷比重为28.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绿色信贷比重为27.87%，合计占比超过50%。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热议，ESG投资已成为当前金融市场焦点。2020年我国绿色投资基金规模超过1172亿元。2021年，包括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在内的国内众多投资机构围绕ESG主题积极布局。据CSMAR数据库，纯ESG公募基金10只，规模接近10亿元。国家和地方绿色发展基金、PPP绿色项目基金、产业集团绿色投资基金等不断推出，基协备案数量过700只，规模达数千亿元。

碳减排支持工具是央行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而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的项目，包括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的企业发放贷款，之后企业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资金支持，并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公开其碳减排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人民银行将以稳步有序的方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注重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碳减排支持工具可以有绿色再贷款、再贴现，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TMLF）等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对碳减排重点领域“做加法”，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以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而不是“做减法”，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以发挥对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

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资金需求巨大。有关预测表明，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导向转型，到2050年，中国绿色投资总需求约为139万亿元人民币，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0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实现净零碳排放，到2060年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预计达到16万亿美元。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实现“双碳”目标的股权投资需求约为绿色融资的30%，年均缺口超过4800亿元。总体上看，政府财政投资、社会资本参与均不可或缺，碳金融更是大有可为。

2．多措并举，构建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

发展绿色金融，要解决金融产品是什么、确定这些产品的标准为何、企业发布什么样的信息、靠什么人来识别绿色低碳项目以及如何更好保证金融资金的退出等问题。坚持从顶层设计、产品体系、风控机制、信息披露、国际合作、能力建设等方面，强化金融体系建设，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金融机构要具备大局观念、长远眼光，为绿色发展提供长期、低成本、可持续的更多资金支持；也要以历史耐心对待传统项目，而不能“一刀切”抽贷限贷，要把握好支持力度，努力实现平稳过渡，并推动绿色金融从打基础的1.0迈入跨越式发展的2.0。具体而言，一要设立绿色金融发展目标，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二要创新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发展模式，搭建共享平台，建立统一交易标准和交易机制。三要探索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阶段性目标，既要以CCER项目核证减排量为基础，设计适合建设阶段的更多碳金融衍生品；又要完善功能推动生态绿色放射状、组团式发展，发展包括碳交易工具、碳融资工具和碳支持工具在内的碳金融产品，并实现碳价格的发现功能。

各地要积极制定和出台一篮子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政策。从落户奖励、土地使用、经营贡献奖励、人才引进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支持政策，建设绿色金融区域网，吸引绿色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及第三方认证机构，由点带面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创新金融产品，激励更多主体参与绿色金融。银行金融机构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为基点，以市场化方式进行绿色融资。非银行机构要提高市场参与度，弥补商业银行绿色融资规模与绿色资金缺口，引导绿色信贷结构从重变轻。支持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融资，支持科技含量高的绿色产业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支持实体经济导向，识别真正具有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绿色低碳项目。而有效识别绿色低碳项目，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体制和信用体系作为支撑。所以，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发行合适规模的主权绿色债券，发展用于碳减排、环境污染治理、气候风险管理等方向的细分绿色金融产品；政府应建立并不断完善碳减排的激励机制、补偿机制、考核机制、惩罚机制等，在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中引入绿色低碳指标，完善绿色产业目录，科学评定碳减排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推动企业将碳交易情况加入主动披露的内容，以高质量绿色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防风险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关切点，金融机构要加快提高绿色金融的抗风险能力。碳达峰、碳中和正推动传统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加速退场，催化出新兴产业链，但同时也给金融发展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高碳企业产品需求下降，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并引发信用风险；高碳排放行业成长因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措施的实施，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盈利收窄甚至亏损；持有较多高碳金融资产，也面临较大转型风险。所有这些，均需要提高金融机构识别绿色低碳项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