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电红利如何真正鼓起农民钱袋子？

“农村可再生能源每年可提供约73亿吨标准煤的能量，相当于当前全国农村能源消费总量的12倍。”在国网能源研究院组织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农村能源大会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交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抛出的数据掷地有声。

杜祥琬直言，“农村包围城市”是我国革命成功的核心战略，也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优选路径——在化石能源基础薄弱的农村率先突破，代价更小、阻力更轻。

在“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的关键时期，农村能源革命正成为撬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支点。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农村能源革命需从国家层面统筹能源保供、农业强国建设与生态治理三重使命，破解散煤治理、生物质低效燃烧等痛点。

这场交流会清晰指出：农村能源革命已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生态重构”，唯有政策、产业、技术、机制四轮驱动，方能铺就一条兼具低碳底色与民生温度的乡村振兴之路。

农村能源革命是国家战略的关键一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一判断，为农村能源革命奠定了战略基调。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魏玢在发言中指出，农村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交汇点。

资源与市场的天然耦合，构成农村能源革命的独特优势。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农村能源资源的特征。”杜祥琬告诉记者，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的实践印证了这一潜力——通过开发生物质天然气和风光项目，兰考可再生能源装机从2017年的31万千瓦跃升至135万千瓦，风沙盐碱地蜕变为“风光新能源城”。

据国网能源研究院预测，我国分布式光伏技术可开发潜力超过20亿千瓦，其中农村地区屋顶光伏技术可开发潜力超8亿千瓦。中国沼气学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农作物秸秆总量约7.9亿吨，畜禽养殖粪污约30.5亿吨。

农村地区不仅蕴藏巨量的风、光、生物质资源，更拥有迫切的清洁用能需求——散烧煤仍占农村能源消费55%以上，每年数亿吨秸秆被低效直燃，浪费资源且污染环境。

这种“资源与市场同地共生”的特性，使农村成为能源低碳化的理想试验场。杜祥琬指出，相较于城市大规模改造基础设施的阻力，农村能源革命具有成本低、场景多、阻力小的优势，反而是能源革命的“沃土”。

国家战略已为农村能源革命擘画清晰路径。近年来，从“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到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政策举措，有力打通了农村能源转型的落地通道。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能源体系建设”，让“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农业强国的鲜明底色”。

对此，杜祥琬呼吁，应进一步提升农村能源革命的战略高度，将其深度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能源革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农村能源革命任重道远，亟须各方协同发力，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能源革命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模式与实施路径，为我国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产业脱节与利益失衡的深层矛盾

尽管战略清晰、资源充沛，农村能源的发展仍面临严峻的结构性矛盾。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犀利指出：“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既不等同于农村能源系统转型，也不等同于乡村振兴。”这一判断直指当前核心痛点——能源生产与乡村发展“两张皮”。

消纳困境首当其冲。张洁清指出，我国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产量远超当地消纳能力。

究其原因，一方面，农村地区承载着全国三成人口，其用电量仅占全国总量不足10%，且主要依赖化石能源；另一方面，播种、灌溉、秋收等季节性负荷波动显著。更重要的是，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基本全额上网，未能有效服务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缺乏本地消纳渠道。

产业脱节导致农村地区“有绿电无红利”。纵观农村可再生能源实践，主流模式可归纳为三类：闲置土地或屋顶出租的空间租赁型、农/林/渔光互补的综合利用型以及能源与产业深度融合型。

然而，现有模式的弊端已普遍显现：粗放开发诱发系统性风险，空间租赁催生“光伏贷”诈骗、屋顶安全隐忧及泄洪通道侵占等乱象；综合利用型项目因光伏板铺设过密过低，引发农业荒废、水体富营养化等生态反噬。融合实践流于形式，多数“光伏+”项目仅进行物理空间叠加，未实现技术协同与价值链整合，导致部分企业借政策套利建造“建而不管”的空壳工程，进一步加剧产业割裂。

利益分配的失衡正在侵蚀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张洁清调研发现，整村光伏开发中，农民常被简化为“屋顶出租方”，年收益仅千余元，这种“一租了之”的模式不仅使农民完全无法分享能源增值收益，更缺乏能源转型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这种利益失衡现象，其根源在于多重机制的缺陷：

——开发主体存在错位问题。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由外部能源企业主导开发，导致村集体和农民被挤压到产业链末端，利益获取有限。

——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尽管“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等政策明确要求“村企合作、惠民利民”，但部分企业为规避风险，往往倾向于选择单纯的土地租赁模式而非更深层次的合作。

——价值链条断裂问题尤为突出。当前，农村生物质资源的利用仍以低附加值的直燃为主，其蕴含的巨大增值潜力未能留在乡村地区。

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协同进化

摆脱困境，需在机制与技术两端同步突破。

农村合作社模式或成为撬动利益重构的杠杆。落基山研究所董事郝一涵分析典型案例后指出，内蒙古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22户牧民投资900万元建设“棚顶发电、棚内养殖”光伏工程，年收益约101万元；浙江萧山区益农镇以村集体为主体，投资1600万元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年稳定收益超百万元，且每户每年可享3000千瓦时免费电。

这种合作社模式，让当地实现了“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的共富目标。“农村能源合作社由农村居民自愿组成、集体所有，共同开发、管理和利用农村地区自然资源，能降低成员用能经济负担，促进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郝一涵告诉记者。

“多能互补是解决农村能源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农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井天军认为，多能互补可显著降低用能成本、提升系统效率，从而增强项目的经济可行性。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浙江安吉县在探索建设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网络方面也蹚出了一条可复制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

“安吉县依托天荒坪、长龙山两座抽水蓄能电站与零散储能设备，构建‘集中式+分布式’储能网络，满足白茶炒制、旅游民宿的峰值需求，县域光伏实现了100%的全消纳，更打造出全国首个全要素零碳乡村——余村。”国网浙江安吉供电公司总经理雷江平分享实践经验。

从农村地区源荷特性出发，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长代红才认为，微电网将成为大电网向农村供电的有效补充，在农村地区构建具有自安全、自平衡、小微化、绿色化、数智化和共享化特征的农村自治型智能微电网是重要方向。

“在新能源资源富集的农村地区，基于风、光、沼气和柔性增容装置的低压就地电力平衡控制、离网模式群调控技术等，可实现乡村100%绿电供应。”代红才以分布式绿电供应模式的典型场景为例进一步阐释。

此外，政策精准滴灌亦需升级。“需建立健全覆盖设计、建造、运行与维护全流程的农村低碳/零碳建筑标准规范体系；亟待完善农村能源统计核算制度，重点解决用户自建自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及非商品化能源统计核算难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兴能源处副处长乔勇提出建议。

当清洁能源与乡土产业深度咬合，能源转型便不再是外部任务，而是内生需求，是一场涵盖产业重塑、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的系统变革。与会专家的发言洞见深刻——唯有将能源嵌入乡村肌理，使农民成为转型主体，让绿电赋能产业振兴，农村能源革命才能从政策高地真正走向希望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