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新战略应对能源危机

　　油、煤、电近年来的持续紧张，更加突显中国核电战略调整的意义非凡。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要将中国核电装机容量所占比例翻两番半。

　　已经成功利用核能50年的中国，在核电领域的策略过去一直都是“适度发展”，而今年“两会”前夕的3月2日，似乎传递出一个新的信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调整能源结构，积极推进核电。这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核电迈向积极发展战略的正式标志。

　　核电悄然提速

　　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中国核电发展最新目标是：2020年达到4000万千瓦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占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6%增长至4%。中国的核电战略由“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加快发展”。

　　与此相对照的是，按照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的能源总需求将从目前的14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20年的30亿吨标准煤，发电装机容量从现在的4亿千瓦提高到2020年的9.6亿千瓦，需要新增加5. 6亿千瓦，能源供需矛盾极为尖锐。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只有9个核电机组投入运行，另有2个机组即将投运，这也就是意味着，今后的15年，中国要建设近30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

　　其实中国核电发展的战略转型早在2年前就已初露端倪：2003年11月，国家核电领导办公室改为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次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透露相关信息。

　　2004年9月1日，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政府将加快核能发展，逐步提高核能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预计在2020年以前，新建27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江则在今年3月伦敦举行的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上表示，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发展市场，而兴建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将有助于中国降低对煤炭发电的依赖程度。

　　按照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一次国际核工程大会上的说法：中国将加强核电领域的科研与技术开发工作，并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相结合，2010年前全面掌握并自主建设第二代改进型压水堆核电站，2010年后具备自主建设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站的能力，同时逐步向标准化、系列化发展。

　　以上，种种迹象都在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核电的列车，将提速向前。

　　能源危机药方

　　能源危机早已成为一个全球化话题，中国也正在努力解决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短缺的问题，大力发展核电无疑被提升到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外，为防止进一步污染空气，政府也希望改变对火力发电厂的依赖，将重点转向核电站。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赵志祥院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例数了中国能源领域面临的三大挑战：能源需求增长与资源人均拥有量不足之间存在矛盾，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人均可开采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值的8%和6%，煤炭储量虽比较丰富，但人均可开采量也仅为世界人均值的55%；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大量燃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中国每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源为发达国家的6倍左右。

　　然而，鉴于中国能源结构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中国目前的电力供应中煤电占74%，水电占24%，核电仅占1.6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格局，在2020年之前仍将无法摆脱。中国即在新增加的近6亿千瓦中将有一半以上仍依赖于煤电，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5亿千瓦左右，新增电力需求的缺口相当一部分要由核电来弥补。

　　2020年以后，预计中国石油的年需求量将达到4.0亿～4.5亿吨，而国内石油供应能力将不足一半，对外依存度将达50％以上；煤炭的开发规模又受到环境、运输等条件的制约；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之后，进一步大规模持续开发的余地不大；非水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地热和太阳能等，存在能量密度低和供能间断性等问题，尚无法大规模取代化石能源。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二氧化碳减排额将成为一种商品在世界流通。面临严峻的资源紧缺形势，中国已无法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在将来受到具体减排指标约束时，这些行业会受到较大冲击，并且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向排放量较小的国家购买排放权。

　　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46家尚未启动脱硫项目的火电厂名单，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此前曾向外界表示：“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亿元，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中国要支付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元。”

　　综观各种能源，惟有大力发展核能才能满足中国2020年以后的能源需求。赵志祥院长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核电装机容量应进一步提高到2.4亿千瓦以上，核电份额将提高到10～20%，使核能与洁净煤电和水电共同成为中国能源的三大支柱之一。

　　自主化与核电拿来主义

　　中国已经建设了4个核电站，11个核电机组，共870万千瓦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基本掌握了二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技术，国产化程度可以达到65%左右，将于今年底开工的广东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的国产化比例将达到70%。虽然一些材料和配件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但一些大的设备，位于黑龙江的东方电机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等都已经可以生产。然而，对于第三代技术，中国企业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虽然中国决心在核电领域逐步实现国产化，但想要得到全部技术，花费也将相当惊人。

　　经过5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包括地质勘探、铀矿采冶、铀转化与同位素分离、元件制造和后处理等。同时，中国在核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支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技术与管理人才队伍，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也具备了以我为主、适当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

　　在于国际合作的问题上，赵院长提醒，合作可以，但是也要有自己的规划，目前几个和国外合作的核电项目中，由于技术不统一，堆型也不一样，燃烧的燃料也不一样，这样就大大制约了中国核电工业的国产化进程，并且也很容易受到国外力量的控制。

　　“中国核电发展已有20年历程，但还没有完全实现核电自主化，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一个适合核电大规模发展的工业体系，以及通过与业主及运营商紧密联系的设计单位来掌握设备供应系统。目前大亚湾、秦山三期和田湾核电站所采取的 ‘交钥匙’工程模式，与这种机制无法接轨。”法国电力公司亚太地区总裁马识路在巴黎总部接受中国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交钥匙”模式是国际上最通用的核电建设模式，由设备主供应商负责核电站的设计和设备采购。其弊端在于选择这种模式国家的运营商几十年后仍要依赖供货商，不适合像中国这样准备规模发展核电的大国。

　　当时法国在引进美国西屋公司技术时，并没有采取交钥匙工程模式，而是只购买技术和有关设计。所有的工程设计、电力缆线等工业制造都由法国电力公司和国内工业界独立完成，从而建立了自主的核电工业体系。这种管理模式使法国实现了自主化，使法国电力公司对设备供应商实现了组织管理。

　　中国可参考法国核电发展的经验，同时，国家应对核电宏观需求做出长期规划，支持核电工业企业(核电企业、设备供应商、工程设计公司等)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的核电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第二代成熟的核电技术，法国、美国 、加拿大和罗斯等国家都已经掌握了，而第三代核电技术只有美国和法国掌握。目前法国正在着手研究建设第三代核电站；美国也在联合其他核电先进技术的国家进行第四代核电站的研究论证工作。

　　中国核电的发展路线是轻水压水堆，技术处在二代，接近第三代。目前，中国能自主设计建造的核电站最大出力为6 5万千瓦，而国际上先进的一般都达到百万千瓦级，美国GE公司的ABWR型出力达到135万千瓦。中国全国现有11个核电机组，而美国有103座核电站，日本有53台核电机组。目前中国国内的机组有3台是自主设计建造的，其余8台则是分别采用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的技术，堆型有重水堆和轻水压水堆。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的核电还处于自主技术成熟化、批量建设的准备阶段，因此核电站数量较少。而国际上核电强国已经走过了批量建设的阶段，技术先进成熟，处于技术输出阶段。

　　中国核电之所以发展不快，是因为受煤电的“打压”，因为中国煤炭储量太丰富了，以至于第二、第三代核电与煤电相比都没有经济性可言。中国的煤炭按现在的探明储量和使用速度，够用100年以上；而第二、第三代核电对核裂变燃料的利用率只能达到1%左右，法国的超凤凰堆可以算做三代半，属于快堆，核裂变燃料的利用率高得多，但其固定投资太大，摊下来每千瓦时的发电成本是先进煤电的2到3倍。

　　突破核电资金瓶颈的尝试

　　7月22日，中国核工业集团首次在国内向社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20亿元人民币，筹集的全部资金将用于秦山核电二期扩建工程和浙江三门一期工程项目，这是十一大军工集团中，第一家发行企业债券的军工集团。本期债券期限相对较长，采用10年期和15年的长期固定利率品种组合。其中10年期的10亿元年利率4.98%，15年期10亿元年利率5. 20%。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中核集团的资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财政和依托银行，在资金保障上存在融资渠道单一、债务成本较高、债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随着核电、核燃料和核应用技术产业三大主业的快速发展，在继续得到国家财政、银行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中核集团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为核工业各项事业发展奠定资金基础。

　　然而，目前在中国建造一座核电站的平均费用要200亿元人民币，20亿元对于建设一座核电站的支持力量，显然是杯水车薪，所以，此次国债发行的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也凸现了中国核电工业在基本金筹资上所遭遇的瓶颈。

　　公众参与缺失

　　中国核电建设的决策过程，目前还是政府负责制，地方公众还没有成为决策的一环。

　　在国内，要建设一座核电站，首先核电项目业主(一般为中核集团或省核集团)与地方政府联合考察，包括地方电力需求、建站地理位置考察等，然后向国家发改委提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国家发改委会委托一个相对独立的中介机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项目建议书审评，并将评审意见反馈发改委。经过研究，发改委批复项目建议书，并初步立项，明确业主方。

　　这个程序结束后，业主方要进行两轮可行性研究阶段，分别为初步可行性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两轮研究要花大约2 年左右时间，动用数千万资金。最终，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基本明确技术方案和投资方案。

　　这份昂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将再次上报国家发改委，发改委再次交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评审。在可行性研究的各个阶段，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核安全局会介入进行安全调查，并确认产品技术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的核安全法规，出示核安全报告。如果一切顺利，核电站方可开工建设。

　　详述整个建站过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问题，这样一个关乎公众安全的项目上马，居然没有丝毫的公众参与。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要求必须经过两轮的公众调查，地方议会也要参与意见。例如，在法国要求核电站立项之初，就要有一轮全民的讨论，社会各层面相关人群要通过互联网、社区专题会议、地方议会等形式参加讨论。在这个阶段，项目的业主也可以对公众做一些介绍和说服工作，并欢迎任何人到任何一座核电站参观。这种公开透明的环境让公众充分了解并感到放心，最重要的是公众具有建设的否决权。

　　任务艰巨

　　在谈到2020年的4000万千瓦的目标时，赵志祥院长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众所周知，与核电相随相生的最大问题非安全莫属。1986年4月26日夜晚，发生在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蒸汽爆炸及核燃料泄漏事件，成为各国民众对核电挥之不去的梦魇，并直接带来了一股世界反核电的浪潮。此后，很多国家决定不再发展新的核电项目。而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内，核电建设刚刚起步，在杭州附近的秦山一期和深圳附近的大亚湾正在火热的建设中。香港百万人联名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但10年运行以后，香港群众对我们已经认可，没有任何的怀疑。因此，建岭澳核电站的时候，香港那边就没有反对声了。

　　公众的认同度提高，不等于核电没有了安全问题。赵院长同样认为中国核电站自身安全检测系统并没有完全建立，在问题出现之前，没能很好地自身检测，等出了问题，才把设备拿到研究院来检测，或者请研究院的专业人士去现场检测，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核电运行安全问题，核电集团公司就是一个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而安全问题的投入又比较大，所以，普遍存在现在用不上就不管的心理。

　　国家核电的中长期规划同样需要加强，目前国家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而是采取项目申报审批的方式，随机性比较大。现在还在争论是采用第二代成熟核电技术，还是应该发展更为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技术问题，一个核电站的建设周期要 5年时间，距离2020年还有15年的时间，要建立30座核电站，任务不可谓不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