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厂新标准被指治污未触关键问题

5月13日，引起广泛争议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经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新标准大幅度提升了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新建、已建成火电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制比现行标准(GB13223-2003)的控制限值严格了4-13倍。并远超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最严标准，还首次增设了汞及其化合物控制指标。新标准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3月27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在相关电力会议上回应，“过严的环保标准将对火电企业的发展产生‘致命性的’影响。”

据环保部内部人士透露，因受各方压力，《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二稿》)在最终发布前有可能进行一定的的调整。

据悉，《二稿》征求了包括五大电力公司在内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近日，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新标准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严”，将导致火电厂的成本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老电厂，从筹备方案、调研、上设备到改造等一系列的工作要求在2014年前完成并不可行，会进一步导致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而中电联在3月31日也就《二稿》存在的问题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科学修订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文章，并提出了修订建议：按时段划分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时段划分建议仍采用2009年7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形式;删除汞排放限值;删除特别排放限值规定……

但记者从环保部科技标准司获悉，即将出台的新标准改动并不大。《二稿》中提出的100mg/m3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仍未变动;所有现役机组完成改造时间定为2014年7月1日之前;而汞污染的控制指标也未删除，但具体数值是否变动尚不清楚。目前，该标准还未送达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时间可能进一步推迟。

也有专家表示，从当前中国的环境形势及所面临的压力来看，执行高标准无可厚非。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信息部主任李宝娟在接受能源频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高标准的出台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但是新标准从源头上营造了一种导向并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体现了政府的环保决心，新标准有望推动整个环保产业的发展。”

电厂环保高标准势在必行?

根据环保部最近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依然很突出。2010年监测的471个县级及以上的城市中，3.6%的城市达到一级标准，79.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17.2%的城市还处于比较严重的污染状态。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仍是影响中国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除燃煤外，工业建筑工地尘粉尘、机动车的氮氧化物排放等都对空气中污染浓度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工程院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表示，“中国70%以上的电力供应是依靠燃煤，电煤的发电比例居世界之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汞排放也是居世界之首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一是早已公认的;2004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200万吨，也居世界之首;目前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达2100万吨，还是世界第一;截至目前，国际普遍认为中国贡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0%左右，我们还拿不出反驳的数据。”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2008年关于《中国能源管理和能源结构调整》报告显示，中国煤炭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发电，78%左右的电力装机是以煤为燃料的火电机组，发电量的84%来自煤电。这一结构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某权威专家还指出，中国目前的空气质量尚未达到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第一阶段过渡时期指导值的目标。

“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这是最新发布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对当前中国环境状况的高度概括。

根据《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显示，我国计划到2020年，使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世界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第一阶段值的目标。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主要污染物都要比2005年下降25-30%。实际上，2010年国内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较2005年增长了30%以上。可见，中国环境质量的压力非常大。

被忽视的工业锅炉、炉窑排污

从整体上看，中国火电只占煤炭消费的50%左右。目前，中国煤产量为33亿吨左右，其中16亿吨左右用于电煤消费，8亿吨左右为化工炼焦等工业用煤，剩下的9亿吨是水泥厂、窑炉、有色冶金等工业用煤。

从污染排放情况来看，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显示，五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14.29%。超额完成二氧化硫减排10%的目标。而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29%，承担了大部分的减排任务。

“在所有用煤行业中，电力行业在‘十一五’期间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减排责任，电力二氧化硫减排占全国减排的比重的107%，即除电力以外，其余行业排放总量的总和是上升的”王志轩说，“污染物排放总量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不仅与排放总量有关，且与污染源的位置和排放方式有关，不能说电厂排放了50%的二氧化硫，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就是50%。除供热电厂外，由于绝大部分电厂布局在城市之外，对城市环境质量影响最大的其实并不是电厂，全国六、七十万台工业锅炉、炉窑，每年的总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不仅没有得到控制，还在迅速增长。如果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在这期间是变差或者没有明显改善的话，谁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显而易见。”

据业内人士介绍，中国的工业锅炉、炉窑多为低空排放，对城市大气污染贡献率高达45~65%，且布局分散，大多分布在城市或居民区的周边。这些锅炉采用的燃煤品质差，污染物排放强度高。而且，目前大部分工业锅炉、炉窑均未安装脱硝装置。

另外，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也是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贡献者，根据环保部最新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2009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接近1.7亿辆，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5143.3万吨，其中氮氧化物583.3万吨。约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30%。

王志轩对记者说，要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关键是要找出对环境质量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污染源，过多强调全国性总量减排实际上一种较粗放的环境管理方式，容易忽略结构性污染问题，单靠不断加大对电力行业的约束力度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协同加强对其他高污染行业的控制应引起更高的重视。

污染物“汞”的排放指标是去是留?

《二稿》首次增加了火电厂大气汞污染排放标准，初步设定为0.03mg/m3。根据条例中的补充，这一具体限值是借用德国2004年的标准。

据中国工程院相关专家介绍，“截至目前，国际普遍认为中国汞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0%左右”，而“燃煤的汞排放量占汞排放总量的45-50%。”

国际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王英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解释，“根据2009年中科院关于汞排放的研究报告，中国汞排放量约为500-700吨/年，占当年世界汞排放总量的30%左右。而2006年国际权威科学杂志《大气环境》(AtmosphericEnvironment)指出，亚洲的贡排放量占全球的54%以上，其中中国是最大的贡排放国”。

“全球的汞排放量整体上与往年持平和略呈下降的趋势，而中国的汞排放量却逐年增加。因为中国的火电厂是在逐年增加的，火电是汞排放最大的单一污染源。”王英表示。

一些专家直言，“新标准中贡的控制限值太松了!目前火电厂的空气净化装置本身就有很强的脱汞效果，经过脱硫、脱硝、除尘的协同控制以后，脱汞率可以达到70-85%，即最后的浓度约为0.01mg/m3，已经低于《二稿》中规定的0.03mg/m3的限值，所以这条存在的意义并不大。”

但是，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测试结果可以证明火电厂脱贡率达85%左右，有多少电厂可以达到?既然已经能够达到0.01mg/m³的标准，为什么要制定0.03mg/m³这样几乎没有约束性的指标呢?

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提出两点质疑：“首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汞并不在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再者，从脱汞技术上讲，如果对电厂到底排放了多少汞，所排放的汞对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如何治理、需要花费多少来治理、经济代价与环境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急于要将这条列入标准全部铺开实施，也是极不合理的。”

而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王英则认为，新标准中加入汞的限值最大的意义在于搭建了中国对汞治理的框架，无论限值高或低，都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的修改。

对老电厂标准“过”严是争论的核心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中国本来就应该设定世界最严的火电厂排污标准。”“相较于美国的火电厂，中国大多都是近几年迅速建立起来的，设备设施都是崭新的，新标准实施的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一再强调，“火电厂排放标准趋严是必须的，且应当新建从严，但是，一是要有针对性，标准制定必须以环境质量的本质要求为依据，而不是以其他的非本质如总量要求为依据，中国这么大，各地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结构并不相同，如有的省比欧洲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都要大的多，且并不是煤电为主，标准不能“一刀切”全国都严。二是不能‘过’严，过犹则不及。

对于新建电厂可来说，可以从规划、设计的一开始就依照严格的标准执行。但是对于老电厂来说，由于空气洁净设备是根据原先的标准设定的，随着标准的大幅度提高，原来的设备即使改造也很难再满足要求。从开始调研、设计方案到上设备进、行改造等各项工作，要求在两年之内完成根本来不及。老电厂改造的时间段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发达国家排放标准的修订间隔大约是13年到15年，且主要对新设备提出要求，我国即使对于老电厂不断提高标准也应该有个过程，现有电厂的脱硫设施刚刚投运，如要进行更新换代式的改造，起码应允许运行十年的时间。”王志轩表示，虽然先前的设备设计是有余量的，但不要乐观地认为过去的余量可以符合过严标准的要求。余量设计是根据当时排放标准的要求和当时的条件来设定的，且余量在设计和实际运行中还存在差距，尤其是近几年煤电矛盾突出，煤质不稳定，劣质煤使用较多，即便经过改造的设备，余量部分也主要是满足当时设计的要求。此外，新标准的推出，致使大量设备重大改造，甚至推倒重来，将产生极大的浪费。

根据王志轩此前估算，现役的7.07亿千瓦火电机组除尘、脱硫和脱硝改造费用共需约2000亿-2500亿元。在看到极大的脱硫、脱硝市场利益时，却很少有人关注标准催生的市场利益下火电厂治污的经济成本最终将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消费者：将为上千亿治污经济成本埋单

“十一五”期间，中国以0.015元/kWh脱硫电价加价来激励电厂实施脱硫，并初步建立了一套监管、惩罚机制。虽然补贴不能完全负担脱硫的全部运行成本，但的确极大促进了“十一五”期间脱硫工作的开展。据透露，环保部目前正在研究相应的脱硝补贴，极有可能出台相应的脱硝电价，以促进脱硝工作的开展。

所以，有人质疑，新标准致电力行业增加的成本部分，政府可以通过电价补贴来使之平衡。比如，为了弥补企业脱硫成本的增加，国家通过0.015元/kWh的上网电价补贴来平衡企业收支，既然不是企业自己掏的钱，电力行业为何还要叫苦连天?有人甚至认为新标准是电力行业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工具。

面对质疑王志轩回应，“无论有无补贴，补贴多少，都与标准的合理性无关。”“比如，企业的脱硝成本为0.012元/kWh，补贴为0.015元/kWh，电厂每度电可能还能赚0.3分，但是你所花的钱与实际能产生的环境效益是否合算?耗费了巨大的经济成本，是不是真正地解决了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才是问题的本质和关键。污染控制费用与标准宽严是幂指数关系，即“过”严部分虽然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只占总排放量的很少部分，但付出的经济代价要大得多(例如，排放标准对应的脱硫效率为90%时，去除每千克二氧化硫费用需要1.5元，当标准严到95%时，“过”严的5%部分，去除每千克二氧化硫费用可能高10元，在其他行业污染污没有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花更高的经济代价要求电力排放更小是极不合算的)，因此，从全社会控制污染的角度看，对“过”严部分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王志轩指出，电力行业的环境成本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使环境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才是我们工作的着眼点。”王志轩向记者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