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PM2.5纳入监测我国空气达标城市不到20%

【解说8】

其实在PM2.5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之前，科研部门已经开始了对于PM2.5的监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开始对北京市的PM2.5进行监测。

郝吉明：那时候正好是1997年的时候，这个清华这个教代会讨论说，北京这个大气污染这么严重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们清华比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好，因为当时我是系主任，学校的领导说，郝吉明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就请了北京市的监测中心，他用一个移动的监测车开到清华的苗圃，苗圃那里比较好的，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搞预测。测了以后跟城里的数据对比，对比结果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职工并不享有比城里的人更好的空气质量的这么一个结论。1999年清华开始测PM2.5，我们当时设了两个站，一个站设在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那个地方，一个站设在清华大学，测了一年，我们这里到他那里是10公里，这一年测量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北京环境监测中心的地方比清华大学的空气质量原则上是一样的。

【解说9】

后来，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又在昌平、密云等地设立了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同时还通过便携式的测量仪器对北京的其他地方的PM2.5进行监测。

记者：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这样一个跟踪的监测，您看到这十几年来发展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郝吉明：应该这么讲，北京市的PM10的这个值，是有所降低的，这些年，但是PM2.5的浓度没有显著降低。

记者：人们也在问像这些学界机构其实一直在监测PM2.5的数值，但是似乎在公众的视野里面，从来没有被公布过或者被告知过?

郝吉明：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测的数据在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里一直是公布的。所以在学术界的报告当中，我们是一直不回避我们的这种情况的，第二在政府的决策层上，我们是一直把北京市政府的PM2.5的污染状况、来源、特征是告诉政府决策部门的，因为跟政府讲，推动政府去叫加大力度，在公众中的有些时候，你讲了也解决不了的事，反而容易引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误解或者是错误引导的时候，把这个结果不要去这个起到误导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公众当中，很少宣传PM2.5怎么能够到什么程度。

【解说10】

进入本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PM2.5的试点监测工作。与此同时，环保部从2008年开始启动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作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郝吉明全程深度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告诉记者，当时对于要不要把PM2.5纳入新标准争议很大。

记者：为什么在对PM2.5这样一个数值的这样一个纳入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人的排斥和争议?

郝吉明：一个排斥的问题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难度大。

记者：有什么难度?

郝吉明：因为控制多种污染物来进行控制，多种污染源来进行控制，这是一个难度。第二涉及的面广，不但涉及我也涉及你，这个我们的很多活动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空气质量这个难度就加大了很多，这是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呢，讨论是另外一种角度来讨论的。

记者：什么样的角度?

郝吉明：角度就是我不把PM2.5列入，但是我把PM10的标准加严。

记者：这有多大区别?

郝吉明： PM2.5的这个在PM10当中，一般占50%左右，这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这个值。第二个的话，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它的目标值或者指导值的时候，\如果PM10是70，PM2.5就是35，就是这么一个一半打折，打一半折过来的。所以有些人说，我把PM10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过渡值的目标值，我们PM2.5的值不列入，这是一种意见。把PM10的值也取得跟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的目标值确定，其实这个结果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是100，如果100降到70的话，就是把标准降低了，这个很多人愿意接受这个过程，不愿意接受PM2.5的过程，这个标准。从我个人我是比较主张把PM2.5列进去，PM2.5和PM10有多种特征上的差别，所以控制PM10的一些措施跟降低PM2.5的措施是应该双管齐下，才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个颗粒物的大气浓度。

【解说11】

面对种种争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在2010年底完成，并随后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日前，环保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同时也缩紧了PM10的浓度限值，这对于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具有里程碑意义，不过，对于各地政府部门来说，新标准带来的却是新挑战。

记者：那这样一个新标准会给地方的环保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郝吉明：好比说中国现在如果按现行的标准，颗粒物、PM10达标的城市大概有80%多，如果按PM2.5，我们达标的城市不到20%，可能80%多城市不达标。所以这个有些人担心就是说，标准调整了以后，我原来很好的空气质量一下变得不达标了，他这个感情上一是难以接受。有个城市问我，我说你大概得十年达标，他说要十年达标，我十年达标就不错了。

记者：这么长的时间。

郝吉明：要这么长的时间。你比如说北京市，北京市的这个PM2.5(日平均)可能在65-70左右，这个将来的标准是35，那你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估计北京市十年都比较难，当然如果力度加大的话，会缩减这个过程，如果还仍然按北京目前的发展这种态势，我估计十年都是达到就不错，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判断。因为北京市这个烧煤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事，当时就是说咱们北京市燃煤有好多年了，希望北京市的燃煤总量控制在两千万吨，但实际上北京市一直没有控制到这个水平。最近看到了点希望，北京市周围有几个电厂，几个电厂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计划，准备在十二五期间都用燃煤改成烧气，如果这样的话，北京市燃煤的总量有望降到1600到1700万吨，有望是什么是一个概念呢，也是说基于北京周边这个建筑面积增加太快，增加了就取暖，取暖在北京郊区的几个区，包括大兴这些还都是烧煤取暖的，所以建筑面积不断扩大，对燃煤供热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所以北京市的这种发展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市政府是拿什么作为我们最主要的约束，不膨胀，不摊大饼，或者把这个大饼有节制的控制，这个缺乏，实际上北京的环境就是一个制约了。我们环境的制约其中一条原来说是水，北京找到一个路子，说南水北调来解决水的问题了。大气的问题可是你不能把北方的空气，调到北京来解决，所以大气的环境质量是将来会制约北京发展，推动发展绿色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解说12】

不久前，上海市环保局公布了从2006年到2010年对上海PM2.5试点监测的数据，按照新标准，24个站点监测的PM2.5年平均数据，在过去5年均不达标。形势严峻的PM2.5现状给政府部门的环保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一些人担心新标准实行之后会不会出现数据造假的现象?

记者：人们也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就是当新标准实行之后，这种严厉的这样一种措施和标准会不会产生一种可能性，在监测的数据上会注水?

郝吉明：这个担心是这个事出有因的，所以在过去我们包括公众也经常怀疑有些地方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数据的可靠性，这跟过去评价的方法上有些关联。比如说这个数据上过去规定一天颗粒物，规范要求，至少有12个小时以上的数据，如果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你的测18小时，就是18小时的成因，测了23小时，就23小时的成因。但是你如果说脑袋里思想转一个弯，我要把这个空气质量报出去的数据好一些，你测了23小时的数据，你不按23小时的平均，你选出其中12个小时的数据来平均，规范上说必须由12个小时之上，你也满足12小时了，但是给出的结果显然要比23小时都上去测要好得多，所以呢，如果说按城市这个达标率考核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导致这种数据的失真。

记者：但是对于很多这种专业的数据，很多民众又不懂得鉴别，怎么样来保证监督?

郝吉明：所以在新标准的怎么样加了这么一条，新标准讲了报道空气质量，不是说和北京市今天达标不达标，就希望北京市每个点，你报哪个点，哪个点是多少就是多少，没必要把全市平均起来，你懂这个意思了吗?第二是对数据的小时，必须要求的小时数要增加了，所以从新标准上制定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大家这种担心，但这些要求会不会完全这个堵住这些做法还是要看后边的做法。

记者：您也在观望?

郝吉明：应该说是有这种风险，是这样的。不光是中国，别的国家也有这种风险。

导视三

监测PM2.5的时间表确定之后，如何彻底转变空气污染的现状?

记者：其实对于监测PM2.5来讲，就是相当于体检，体检之后呢，发现了问题了，但是怎么开出药方来治。

郝吉明：想把PM2.5这么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途径不是一项两项措施能够解决的。

在近30年的大气环保研究道路上，他在追寻什么?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郝吉明：某种程度上做环保不是顺风。

记者：逆流而上?

郝吉明：逆着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模式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