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杀猪能解燃煤之燃眉之急？

2012年猪似乎成为部分国有大企业的新宠。先是“1公斤钢材价格抵不上4两猪肉”的困境迫使全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着手筹建万头养猪场，将企业业务拓展到第三产业，开始养猪、养鸡、种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紧接着，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煤种最全的炼焦煤生产企业山西焦煤集团牵手双汇集团，宣布正式进军生猪屠宰加工业，计划年屠宰生猪200万头，力促集团产业优化转型。

正当企业以猪为文章，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亦乐乎之时，作为全球煤炭市场风向标的秦皇岛港却已积压了近上千万吨的原煤。与此相呼应的是，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从2011年底的805元/吨，跌至最新的630元/吨(2012年7月19日)，下跌幅度超过了20%。而据此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煤炭经济运行分析形势通报来看，我国煤炭销量和消费量增幅分别比2011年第一季度下降了0.3和0.9个百分点。

从养猪、杀猪到原煤积压，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实则内含必然的联系。钢铁行业另寻他路，使得用于炼钢的焦煤等原材料需求减少；而原料需求的减少无疑将影响到上游的供应商，即像山西焦煤集团这样的炼焦煤生产企业，主业不好促使企业转向副业；进而，这一影响传导到最初原料端，原煤需求减少、价格下滑、出现积压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主导？笔者看来，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减排政策措施的强化是根源所在。

高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下，经济增速放缓拉低煤炭消费增长

能源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基础，作为一个典型的多煤、少气、寡油的国家，这样一种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为主。长期以来，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煤炭是支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能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可以用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这样一个简单的参数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就是煤炭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二者的比值，这一系数是用来衡量当经济发生一个单位变动时，煤炭消费量发生的变动。当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煤炭消费量变化幅度大于经济的变化幅度；如果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煤炭消费量的变化幅度则会小于经济变化幅度。

回顾既往，我们发现，1990年~200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为10.3%，同期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为3.0%，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为0.2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煤炭消费相应增长0.29个百分点。2000年~2010年，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增加到0.77，表明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也反映了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特点突出。但到了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增速一跃升至9.7%，而经济的增速为9.2%，煤炭消费弹性已经超过1，达到1.05。表明煤炭消费的变化幅度已经高于经济的变化幅度，这也可以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何2011年我国节能目标未能实现。

进入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面临严峻考验，欧洲国家经济形势没有好转迹象，美日经济温和复苏，新兴国家需求不足。而我国国内经济增速继续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经济累计增速7.8%，其中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增速7.6%，创13个季度新低，连续6个季度放缓。在当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果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仍然保持1以上，则煤炭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将会超过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从而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煤炭消费量增幅大幅回落的局面。

工业结构优化，高耗能行业增幅大幅回落，直接降低了煤炭需求

从结构角度来看，工业结构轻量化、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因素，也是影响煤炭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2012年上半年，我国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0.1%，轻工业增长11.1%；相比于去年同期，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4.7%，轻工业增长13.1%，轻重工业增长趋势发生了逆转。由于重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明显高于轻工业，而我国工业能耗以煤为主(绝大部分电力来自于燃煤发电)，因此轻重工业结构的变化对于煤炭消费有较大影响。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2.3%，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长高1.8个百分点，有利支撑了产业结构向低能耗、低排放方向的优化调整。

以高耗能产业为主的重工业增长放缓是导致我国煤炭消费量增幅回落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国煤炭消费主要有两大部门，一是电力部门，发电燃烧的煤炭量占煤炭消费总量约一半；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石油、化工、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煤炭消费量占全部煤炭消费的45%左右。而且，我国电量的70%以上用于工业，60%以上用于重工业，因此，以高耗能行业为主的重工业增长基本上决定了我国的煤炭消费增长。在经济扩张期，重工业发展快、煤炭消耗量大，煤炭的增速往往比整个工业的增速要快。反之，在经济下行期，重工业下降幅度大，由此相对应的煤炭消费量增长速度下滑更大。

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国内加工制造业景气下行，房地产业不振，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的影响，使钢铁、建材、冶金、化工、电力等高耗能行业增速明显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我国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回落，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加值低于工业增加值整体增幅0.4个百分点；主要高耗能产品中，发电量增长3.7%、钢材增长6.1%、水泥增长5.5%、10种有色金属增长6.7%、乙烯下降3.3%，分别比2011年下降了8.3个百分点、6.2个百分点、10.6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和10.7个百分点。主要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速大幅度下滑，直接造成了煤炭需求降低。

减排政策由末端向源头转移，对节能起到了协同作用

除了宏观经济持续回落、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外，减排政策措施的强化也是促进煤炭消费增幅回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不少人认为，减排与节能是彼此分割的两项独立工作，但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减排与节能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节能措施的强化，除了会促进企业、行业上治污设施外，同时也激励着企业实现能源资源的节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促进节能目标的实现。这一点在最近的减排措施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相比于“十一五”期间近2/3污染物减排依靠上脱硫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工程方式来完成(我们称此种方式的减排为“工程减排”，其虽具有见效快的特点，但基本还是末端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污染产生问题、且往往投资巨大)，2012年在推进工程减排的同时，环保部门更加强调了通过改变生产结构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将“结构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减排工作的“倒逼传导机制”。即在实现污染物排放量降低的同时，能够促进污染物产生量的降低，进而实现资源能源消耗量的降低，最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诸如“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2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耗能项目采取区域限批”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在削减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促进企业、行业从源头上减少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使用、提升技术、改进技术，实现企业的优化升级。

以石家庄市为例，为实现减排目标和改善空气质量，石家庄市从源头入手，一方面围绕热电、钢铁、水泥三大行业，开展了清洁能源替代、整治淘汰污染企业和设备等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减煤增气，改变城市能源消费结构。这些措施将带来显著的效益。以减煤增气工程为例，工程实施后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581吨、氮氧化物1664吨，每年将减少燃煤530万吨。由此来看，减排对于能效提高和减少煤炭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影响煤炭消费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天气、国际能源供给等因素。同样，作为一种商品，煤炭消费量的起伏亦是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质下，企业养猪、杀猪的随行就市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作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资源，如何提升煤炭使用的经济与环境效率、发挥煤炭在节能减排工作和现代能源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这才是未来应当给予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