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电产业利益链深入社会肌理（图）

核电产业利益链深入社会肌理

日本核电产业的特色是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官民一体”，“国策民营”，在核能立国战略之下，政府、财团、企业对于发展核电产业高度一致。

日本核电站的建设采取政府许可制，建设项目要根据政府的长期能源供需预测和原子能开发利用长期计划由内阁会议决定。项目决定后，政府负责提供各种补助金和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企业推动项目的具体建设。包括核电在内，日本的电力公司一旦在某地建设了发电厂，就垄断了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无论它供应的电价多高，消费者也不能从其他电力供应商那里买电。这种情况一直到2000年日本电力事业改革才有所改变。

另外，根据日本电力事业法的规定，日本电价的定价实行的是综合成本方式，电价包括电力公司的所有运营成本和一定的利润，而利润是根据成本乘上一定“报酬率”算出，成本越高算出的利润就越高。核电站建设费用高，建设工期长，储备的核燃料也被算做资产，还有巨额的研发等特定投资，这些都在成本之内，对于企业来说建设核电站比建设其他发电站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日本不仅是核电大国，还拥有很强的核工业产业以及装备制造、设计和研发能力，是核电技术输出大国。日立、东芝、三菱是日本核电设备的三大巨头，有着强大的核设备供应能力，不仅为日本国内核电站提供相关设备，还为世界上多个国家提供核电设备及相关技术。日本的核电技术产业与自身核电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如果日本放弃核电对整个核电技术产业将造成重大打击，因此核电设备企业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财团自然要力挺政府发展核电。

核电站的建立还可以给当地地方自治体带来滚滚财源，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中央政府要对建设核电站的地方自治体发放核电补贴，这是一笔巨额经费。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04年测算，一座装机容量为135万千瓦的核电站，从开始环评到正式运行的10年间会给当地带来约391亿日元的财源效应，开始运行的10年可以带来502亿日元的财源效应，而且县一级地方自治体还可以征收核燃料税，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财政收入。

日本核电站大多建在经济不甚发达地区，20年的时间里可以得到总额近900亿日元的补贴和税金，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一旦某地的地方自治体接受了核电站，就会为得到补贴金一直要求增加建设核电站，这也是日本核电站集中在某几个地区的原因之一。同时，核电站的建设还可以促进当地的就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日本核电站80%以上的员工都是所在县区域内的居民，核电站建设可以促进当地商业和道路、无线通讯等公共设施的发展及参观旅游收入的增加。有的电力公司甚至约定为地方自治体提供巨额捐款，用于老人医疗和教育事业。由于捐款也被看作为建设成本，所以捐款越多，企业的利润也越丰厚。日本这种制度一方面使地方自治体感到建设核电站有种种好处，难以拒绝经济上的诱惑，积极引进核电建设；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居民的抵触情绪，减弱了反对建设核电站的声音。

传统大媒体也与核电产业有长时期的密切互动和合作。在日本引进核电之初，日本五大新闻之一的《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任日本核能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日本科学技术厅长官，他利用手中的媒体和日本电视台大力宣传引进核能的好处，在日本引进核能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力松太郎甚至被称为日本的“核能之父”。

此次发生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展开关于核能前途的大讨论，出现了“维核”和“去核”两种声音。《读卖新闻》继续站在了“维核”的前列，认为如果停止核电就会引起电力不足，进而加剧日本产业的空洞化，主张要尽早重启核电站。日本政府决定重启大饭核电机组后，《读卖新闻》率先发表社论为野田内阁的“政治决断”叫好，并提出重要的是要陆续重启其他核电站。

而且日本电力公司大多是日本主要媒体的广告大客户，媒体得罪了电力公司就可能影响广告收入，与企业的经济关系也影响着媒体的立场、观点和舆论导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维核”问题上，日本政府和核电技术企业及其受益的地方自治体、媒体之间形成了“同盟”关系。

激烈的日本反核运动

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这种灾难的体验使日本民众对于核极为敏感，也是日本民众反核意识的原点。因此，日本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核电以来，就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和反核电运动。2011年3月发生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后，反对核电、摆脱核电、废止核电的呼声高涨，日本政府决定重启大饭核电站后，日本民众进行规模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甚至聚集到首相官邸周围高呼反核口号。

目前日本的反核力量大致由几大群体构成：农民、渔民及相关组织；工会组织；知识界人士；家庭主妇；NPO组织等市民团体；非正式员工等。在日本核电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些群体都曾是反核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对核电的中坚力量主要是两类人。第一是核电站所在地的农民和渔民。因为日本的核发电要用冷却水，所以核电站要建在沿海地带，这不仅涉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还关系到渔民的渔业权问题。第二是社会党及工会组织和知识界人士。核电站地区附近城市的工会、社会党员、律师、教师、研究者、学生等群体一直支持农民和渔民的反核运动。这时期反核电运动的动力是和平主义、反对核武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破坏自然。当时日本还没有忘却战争的记忆，左翼政党和工会有较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可以凝聚人们开展反核电运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日本全面进入工业化社会，农林渔业比重下降，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削弱，政府通过补助金和补偿金弱化了农民、渔民的反核电意识。另一方面，石油危机以后工会组织与经济界进行了妥协，在保证就业的前提下减少了政治活动，工会组织的凝聚力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家庭主妇成为反核运动的中坚。她们的年龄大多在30—50岁之间，具有较高的学历，孩子已经上学或工作，没有育儿负担。她们有知识也有时间，关心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核辐射等社会问题。1986年发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这些家庭主妇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中心力量。家庭主妇的反核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方针，更多的是个人之间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更多的年轻女性走向社会，不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加社会运动，年老的女性更加关心老龄化和老年人护理等切身问题，家庭主妇反核运动的活力逐渐消退。

2011年发生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民众的反核意识又被唤醒，多次举行反核电的示威游行。日本决定重启大饭核电机组后，主张去核电化的日本民众多次到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重启核电站。目前的反核运动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那就是反核力量的多元化。以往的反核运动大多有特定的组织发起运动，参加者也是相对集中的群体，或以工人、学生为主或以老年人、家庭主妇居多，目前的反核抗议活动呈现出参加人员多元化的倾向，有学生、职员、学者、工人、市民、妇女等各类群体，甚至还有人带着孩子，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并非属于某个特定的组织，也没有经过什么组织动员，大多是通过推特或脸谱网相约聚集到一起。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NK在2011年8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有70%以上的人认为今后要减少或放弃核电，认为目前要维持现状的人为31%，今后也要维持现状的人仅为15%，可见多数日本民众希望将来减少或放弃核电。

然而，2010年6月日本内阁决定到2030年核能发电增加53%，可再生能源增加21%，如果实行这个计划，日本在2030年前需要增加14台以上的核电机组。增加核电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2050年前达到削减8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从目前状况看，这个计划显然不能实现。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夏天重新制定《能源基本计划》，它将决定日本核电未来的走向。日本政府表示将在日本各地召开民意听证会，讨论能源和环境问题，研究未来的核电比例问题，在倾听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制定2030年的能源方针。

在目前关于核电去留的争议当中，我们可以判断，由于核电问题牵扯到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在“维核”和“弃核”之间作简单选择，寻找中间的平衡方案，才是日本政府决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