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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的垃圾年均增长率，没有合适的土地再建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的垃圾焚烧厂⋯⋯“垃圾围城”不只是杭州一个城市的难题，全国2/3的城市都面临着类似危机和垃圾处理困局。

文《法人》记者吕斌

5月初，杭州余杭发生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行为，再次将垃圾焚烧这个既传统又现代的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垃圾处理是个系统的工程，主流的观点认为，焚烧技术仅是垃圾处理末端的方式之一，在前端的鼓励分类、减量等方面做到足够好之后，再考虑末端焚烧或者填埋的孰优孰劣，才是理想之策。

而对于民众来说，反对的并不是垃圾焚烧本身，而是这项产业目前可能存在的技术落后、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等问题。这几个方面恰恰是中国垃圾处理产业的短板。

关于垃圾焚烧，业内一直存在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焚烧技术相对落后，投入水平又比较低，焚烧过程的监管和自律也容易出问题;另一种则认为，现有技术水平已能处理焚烧排放问题，相对于填埋等传统的末端垃圾处理方式，垃圾焚烧技术应用空间广阔。

经过此次余杭事件，“反烧派”与“挺烧派”的观点再次激烈碰撞。而垃圾处理产业困境的解决方案，仍待明晰。

垃圾困局

垃圾处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绕不开的问题，人口密度越大，垃圾问题越严峻。据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目前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2个，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而城镇化仍在进程之中。

在各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一直是政府头疼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垃圾处理厂，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或多或少均会遭遇周边居民抵触，余杭事件并非个例。

2008年8月，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厂由于长期恶臭等原因，遭遇周边万象天成、优点社区、天赐良缘、柏林爱乐等多个住宅小区居民的抗议。高安屯垃圾处理厂曾是北京主要的垃圾填埋场，伴随着生活垃圾量的快速提升，设计能力1200吨的高安屯填埋场，日垃圾量一度高达4700吨，远远超过其消化能力。按照高安屯填埋场的设计容量，规划使用寿命为30年，但仅仅6年时间便已经填埋了60%的量。

在此背景下，高安屯项目在填埋场基础上，建设了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一度被认为是垃圾处理方式的转型之举。但周边居民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每日飘进家中的阵阵恶臭令人无法忍受。

无独有偶，位于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附近的阿苏卫垃圾处理厂，由于计划上马垃圾焚烧项目，同样于2009年遭遇过周边居民的抗议。阿苏卫填埋场1994年即投入运营，日处理量很快便由1200吨上升至3500吨，在填埋时代，阿苏卫项目就多次被周边居民抗议，在垃圾焚烧项目被列入计划后，更是遭遇激烈反对。附近小区部分居民认为，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并没有广泛征求民意，与国家的政策精神相违背。

网名“驴屎蛋儿”的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正是阿苏卫周边居民，也是当时阿苏卫项目的积极反对者。他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审视当年的抗议行为，已经不是数年前的那个水平。

“归根结底，居民的激烈反对还是典型‘邻避效应’问题，大家反对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后院’。”黄小山说，数年以来，自己始终关注垃圾围城问题，曾先后前往日本等国参观垃圾焚烧项目，对于垃圾焚烧的态度，已从当年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上升至更为全局的产业观察。

黄小山的转变，带有一定典型性，在垃圾焚烧刚刚起步的阶段，反对的声音必然会存在。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建与不建，而是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周边居民利益的问题。

目前，垃圾焚烧产业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与有着百年垃圾焚烧史的欧洲、日本等相比，中国垃圾焚烧产业诞生不过20年。以北京市为例，来自北京市政管委会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之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高达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焚烧方式仅占2%。

原标题：破解垃圾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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