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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仍然依靠重化工业拉动 经济绿色转型任重道远

2015-09-06 09:54来源:中国环境报作者:刘晓星关键词:绿色经济新能源风电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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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指标体系更具有可操作性?如何让这些绿色经济指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当中体现?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看来,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指标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即可测量和可统计。

环保部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目前,绿色经济评价指标最大的制约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如果数据不真实的话,指标设计的再科学,评价结果也不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从国内外绿色发展评估过程来看,数据的不完整性是导致评估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我国各地区统计指标体系还不够完整,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和基础统计资料不够完善。在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公开性等方面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业内专家建议,需要进一步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建设,完善统计指标体系建设,为绿色发展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目前,国际上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区域层面,而国内研究学者对于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针对具体行业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也相对缺乏。在原庆丹看来,仅仅参考“高大上”的国外指标,这些看上去很完美的指标依然无法落到决策者的视野里。

原庆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最近国内某省对所辖的市县绿色发展程度做出诊断,最后想得到的结论是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到底哪块不够绿?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改进完善?

“如果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话,这样的评价结果到地方政府的手里就会变成一纸空文,不知道如何下手。作为领导决策首先要知道目前绿色化的差距在哪?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缩小差距。”原庆丹说。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的绿色经济评价大部分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在实践层面,更多需要的是微观层面的政策研究和对策。

比如,如果一个地区的绿色程度不够高,那么当地的主政者要了解到底短板在哪里?由哪个环节造成?这个环节造成当时谁的贡献最大?到底是机动车、燃煤还是居民油烟?这才是面向决策的工具。

我国地域辽阔,各省市之前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状况差异也较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针对具体行业和具体地区的研究,以有效推动各行业和各地区的绿色转型。

张建平认为,新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能否真正落实才是最关键的。落实的关键是要将绿色经济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

绿色经济:世界的选择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建立在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黑色经济”或“褐色经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和环境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区域环境污染严重、战略性资源和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各国面临着严峻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愈发认识到“黑色/褐色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并寻求经济与环境目标的平衡,转向探索一种“绿色”的经济模式。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执行项目总监卢伦燕所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生态承载能力,人类社会也进入到了全球生态赤字的状态。

目前,我们每年需要1.5个地球才能够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活与消费需求。如果人类发展模式不加以改变,那么到2050年我们可能需要两个地球资源,才能够满足人类的生活所需。

2008年底,UNEP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与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时类似,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众多国家和组织的热烈响应,逐渐成为主导世界各国政府话语权的发展战略。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UNEP认为推动绿色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具体手段是使公共和民营资本投向清洁技术、自然资源、人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领域,用来促进绿色投资。

与此同时,还需要诸如绿色金融、税收、贸易、产业、消费等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和支持。因此,各国政府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运用规章制度、市场机制,以及宣传教育等手段来促使全社会投资朝着环保、扶贫和社会公平方面倾斜,发展各具特色的绿色经济模式。

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加大绿色领域的投资力度,以期实现一个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社会包容的可持续未来。

美国通过投资清洁能源研发刺激绿色发展;欧盟提出了20-20-20(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20%、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20%、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降低到20%)的计划,大力发展绿色产业;韩国也提出了绿色增长的战略,计划在其5年(2009~2013)发展计划中,每年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绿色投资。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强烈意愿,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蒙古、莫桑比克、巴巴多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也都制定了绿色发展、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战略计划。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首次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专篇论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加了绿色发展指标。世界各国和地区也都在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形式多样、各有侧重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可以看出,虽然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绿色经济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一些差异,但殊途同归,这些认识和理解都强调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包容性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开始探寻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弥补对经济绩效衡量扭曲的缺陷。

挪威是最早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首次公布“自然资源核算”数据,并于1987年出版“挪威自然资源核算”报告,对1978年~1986年间的能源、鱼类、土地利用、森林和矿产资源进行核算,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奠定了重要基础。

芬兰借鉴挪威的核算经验,建立了包括森林资源、环境保护支出和大气污染排放在内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将资源环境纳入国民核算体系,提出环境经济账户(SEEA),为各国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各国实践的基础上,联合国不断进行完善,为进一步规范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可靠的指南和保障。

SEEA体系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经成为影响最深、应用最广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一。

墨西哥是最早进行SEEA试点工作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墨西哥经济和生态核算体系,对森林资源、石油、大气和水污染等进行核算。

随后,泰国、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相继展开核算工作。美国、德国、加拿大、芬兰、丹麦、韩国等发达国家在SEEA框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资源环境核算的探索和实践。

美国根据SEEA架构建立了综合经济与环境的卫星账户,将资源环境作为生产资本的同时,建立详细的经济核算类别标准,以突出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加拿大在SEEA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其国情的资源环境核算体系。

由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理论方法的不成熟,许多国家都选择从某一领域出发进行局部核算,并取得了较好成果。如瑞典的森林资源与环境核算、芬兰的木材和林产品物质流量核算、德国的废弃物及其再循环核算、澳大利亚的环保支出核算、菲律宾的鱼类、森林、水和矿物资源账户等。

原标题:经济绿色转型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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