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实录|多重环境事件、偷排、超标排之下发展可再生能源

中央电视台记者:

提问吴晓青委员。最近大家都在研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在里面看到关于环保考核指标的问题，发现这是史上最严的一个指标，我们看到PM2.5写进指标里面，地表水纳入到约束性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由8项提到10项，实际上都是约束性指标，可以看出政府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同时，现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比较大，一手稳增长，一手节能减排。请问这两者之间如何进行协调，两者是否还处在天平的两端?谢谢。

吴晓青:

首先谢谢你对“十三五”环境指标研究的那么多、那么深。你刚才提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环境指标的问题，一个是关于现在经济下行之后环境保护和治污能不能保持现在的态势。

关于环境指标的问题，实际上我也非常关心，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我在去年两会上曾经有一个提案，“关于‘十三五’规划应该增加绿色指标和增加环境质量的考核指标”，今年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很高兴地看到增加了环境质量的考核指标。不但增加了，我也在研究，研究之后我感觉增加的指标有几个特点：一是更加全面。我是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者，新老指标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个考核指标体系，使它对环境质量的指标考核更加全面、更加完善。二是更加科学。新老指标和老百姓息息相关，切身利益更加贴近、更加结合。三是更加严格。全部是约束性的指标。我分析了一下，如果要完成指标考核要付出辛勤劳动和辛勤努力。

刚才说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当前经济下滑，一些企业效益下滑和财政增速放缓，这种情况下治污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在减缓或者说环境保护的决心有所淡化，这是个观念问题，我认为就是在认识和观念上有一定偏差，把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立开来，我认为是不妥贴的，也是不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越是经济下滑越要保持绿色发展的定力，越是经济下滑越要增强绿色转型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GDP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取的。谢谢。

中国气象报社:

提问秦大河委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全民行动，现在一部分公众甚至科学界也有专家对气候变化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全球变暖趋于停滞。我们怎样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

秦大河:

以变暖为特征的全球变化是不争的科学事实，这是个古老而又先进的一门学科，不存在伪命题的问题。我特别做一点解释，因为科普工作做的不够，有些人概念都不是很清楚。必须把天气、气候和气候变化区别开来。什么是天气?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有天气预报，是短期的天气现象，气象现象，刮风、下雨、温度。什么是气候?气候是个比较长时间段内气候的平均状态。世界气象组织明文规定以30年为一轮，1961年-1990年的平均状态我们称之为平均气候。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了没有?与这个时候的天气要素和30年的平均状态进行对比，距离平均气候叫“距平”。当代的气候变化并不仅仅指温度升高和温度降低，所谓气候变化是指气候系统变化。五个圈层：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冰冻圈。五个圈层都在发生变化，所以全球气候变暖不仅仅是温度升高了，高山上的冰川退化了，南北极的冰盖加速融化，海冰覆盖的范围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减少了，海平面上升了，都是全球变暖的定量指标。

第二点，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关系。刚才解主任讲了碳排放问题，碳是“元凶”。1750年人类工业化以来，特别是1950年加速以来，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增加，已经从工业化之前的280个ppmv上升到今年将近400，增加了43%左右。这是科学家通过实测资料获得的。今年元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宣布2015年是186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难的一年。去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比19世纪升高了大概1度左右，比平均气候升高了0.76度。不要以为这没有关系，它使得海平线以每年两三毫米的速度在增加。山地冰川退化，中国西部干旱地区冰川退化速度非常快。据中国科学院专家统计，山地冰川过去50年的面积和冰量大概减少了15%-20%，无疑对生态环境有巨大的负面作用。

这项工作说是古老的，因为200年前就有人做。1827年著名科学家傅里叶就阐述了温室效应的现象。20年之后，爱尔兰科学家发明了风光温度计，测得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和水汽是温室气体。随后美国科学家克里米(音)在50年代开始观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从30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00，这些都有科学依据。科学家发明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可以预估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升温的情况，简单的讲取决于生产和生活方式。刚才有记者关心二氧化碳浓度、碳排放，如果按照目前的商业秩序无限制的排放，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超过4度以上。如果按照减排特别是巴黎会议决定的，限制在2度左右或者力争达到1.5度。我们升温控制在2度之内，生态状况可以好一些。所以气候变化科学不仅仅是大气科学一家的问题，涉及到水、生态、冰冻圈，涉及到经济社会、政策乃至外交谈判，所以是一门复合型的科学，所以我说气候变化科学不但古老而且兴旺发达，希望在座的新闻界朋友们多多采访有关部门，宣传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谢谢。

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提问胡存智委员，“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要防治城市病，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实施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总量控制和新型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增量的减少，如何有利于防治城市病。存量用地够不够用，低效和闲置用地有什么好机制把它们用起来?

胡存智:

谢谢你提的问题。实际上你提了三个问题，我想通过三个方面来回答。实行建设用地总量的“双控”是我们实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减少了建设用地，会不会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防止大城市病，我想从三个方面回答。首先建设用地总量的“双控”，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是有帮助的。实行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有利于我们进行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按照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建设的主体功能合理安排，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这样合理地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使我们的城市发展更为有利，从而防止大城市病。

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有利于形成优化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从宏观角度有利于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在具体发展中，对城镇化的发展，我们通过划定“三条红线”——基本农田红线、城市扩展边界、生态红线，来优化城市的发展格局，防止“摊大饼”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从而防止城市病。建设总量的控制还有利于人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可以落实人、钱、地挂钩政策，实现这个机制，使城市规模发展和人口同步发展，提高城市的集聚效益和经济发展的节奏程度，从而促进新城镇更好地发展。建设总量的控制有利于资源的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形成更好的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城市建设形态，提高城市的发展质量，发展紧凑型、立体型的城市，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总量控制有利于城市更新、土地整治，进行环境整治，循环利用各方面资源，发展高效清洁城市，创新城市发展的机制体制关系，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建设用地总量和利用强度的控制有利于协调新型的城乡关系，形成城乡的合理布局和用地规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这几个方面看，对于进行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是极大地促进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有利的。你的第二个问题提到，在控制总量以后，建设用地总量减少，会不会缓解大城市病?这个问题更好回答了。虽然建设用地总量的减少，建设用地新增量的减少是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联系在一起，虽然主流是减少，但是是有区别的。按照总量的不同，可以通过建设用地的新增量和存量以及流量来共同使用，来保障建设用地的发展。以土地利用的方式和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新城镇的发展，来缓解治理大城市病。

从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建设用地新增量的减少对于防治大城市病有利。首先新增建设用地的减少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按照总量控制下的新增用地减少，是有区别的。在主体功能区发展的指导下，根据重点开发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以及人、钱、地挂钩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新增建设用地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可以通过这个发展来保证这些地方得到更好的发展，消除大城市病的影响。同时新增建设用地的减少是和存量增加并举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保证建设用地城区能得到合理的扩容，通过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整治原来的空间分布格局，防止大城市病。新增建设用地减少和建设用地流量的增加是联动起来的。通过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腾退已经用的建设用地使得建设用地得到保证，城市空间得到扩展，布局更加优化，城市建设更加科学合理，通过这个运行更加有效，从而防止大城市病。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