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砥砺激情核潜艇 薪火永烈核电情

他是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是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也是秦山核电二期国产化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他的名字写进了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核动力科学家，革命先烈彭湃之子——彭士禄。

彭士禄，这位双鬓染霜的科学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笑不说话。坐在他面前，老人微笑着用娓娓而浓重的广东口音讲述起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命运和不屈不挠英勇奋进的辉煌人生。花香如故，清气满乾坤，让你不由自主地被他的话语带到很远、很远的过去。

颠沛流离

孕育革命的种子

1929年，父亲彭湃牺牲那年，彭士禄四岁。四岁的彭士禄对父亲最强烈的感觉是：“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失去双亲的彭士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被送到老百姓家里寄养，辗转一家又一家，先后几十户人家。那段时间，彭士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最后被送到广东省潮安县彩塘区一位叫陈永俊的红军队长家中，这里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由“姑母”潘舜贞抚养。

1933年，潮安县委书记叛变，8岁的彭士禄被国民党作为“小政治犯”抓捕入狱，得意的国民党曾登报并刊登照片，特以醒目的标题“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以示庆功。

而年幼的彭士禄则先后被关押到潮安县监狱、汕头石炮台监狱、广州感化院，一直囚至1935年。释放后，彭士禄回到潮安，沦落为乞丐，继续寄居群众家里，在“家”里帮着绣花、打柴、放鹅作为回报。

翌年夏天，不满11岁的彭士禄再度被捕，依然是潮安监狱。这一次由地下党组织安排祖母周凤通过彭湃的战友陈卓凡将其营救出狱，此后彭士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和澳门学习和生活。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彭士禄14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游击队。直至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之妹）找到了彭士禄，经桂林到达重庆。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一见彭士禄便禁不住激动：“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

“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15岁的彭士禄于是到了延安。

这一去不要紧，延安因为他的到来而兴奋。然而在延安，即便他不说话，“但人人都知道我是彭湃的儿子。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在与父亲相仿的年龄，彭士禄到苏联留学，相比父辈的青年意气，他要内敛得多。一天，他被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要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这个神秘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苏联打下坚实的核动力知识基础，孕育了中国核动力事业的优良种子。

炽烈激情

酿造中国核动力的辉煌

和父亲轰轰烈烈声名远扬的革命事业不同，彭士禄从事的事业需要他再次隐姓埋名，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因为父亲彭湃，而是为了一项新中国轰轰烈烈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彭士禄走出了一条与父亲一样大胆的道路。

学习原子能动力专业的彭士禄，一开始并没有参加核潜艇项目。彭士禄从苏联留学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为一位苏联原子能专家做专业翻译。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上马后，这项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当年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答应。1959年9月，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却被一口拒绝。此后毛泽东便表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如此决心下，彭士禄接过了此项任务。核潜艇研制涉及23个省市，2000多个单位，4万多台设备，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影响到全局。“文革”期间，因为工厂科研单位陷入混乱，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一旦斗起来，都停工停产了。涵养世道的彭士禄唤起强烈的责任感，没有任何顾虑，立即将情况反映到了当时受“二月逆流”冲击的聂荣臻。

1967年6月，有关核潜艇研制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8月，聂荣臻给周总理汇报后签字，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项关于核潜艇研制的“特别公函”，为核潜艇研制大亮绿灯，生产开始恢复。坦荡昭日月，正声逆狂澜。彭士禄感叹地说：“这是特殊年代的一场特殊战役，为使核潜艇搞成功，中央有决心，周总理亲自抓，聂老总冲锋陷阵，我们做好具体工作。”这一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当时“文革”风暴尚未过去，彭土禄百折不挠，满怀激情，在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冶！”台下与会的人们都惊呆了，会后他们悄悄告诉了彭士禄的妻子：“这样的话他都敢说，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啊！真是胆大啊！”他不但胆大，而且在沧桑厚重中坚守，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开创了核潜艇制造的新纪元。

当时采用什么堆型形成的两大派争论非常尖锐。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料和国内重水堆实地考察，经过认真计算、比较，很快地提出一套在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然而这种设想被一些人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他们力主把反应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彭士禄立即进行反驳：“中国亘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核潜艇是何物？只有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这两种意见方案立即报到聂荣臻至周总理那里，总理和聂帅虽然不是技术专家，但对反应堆直接装在艇内表示担忧。如果没有陆上的实践，风险太大，陆上的成功才能保证核潜艇艇内一次性成功。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论证后，周总理和聂荣臻表了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要建立陆上模式堆，这个堆不是试验完成就报废，而是建立了一座核动力装置实验室，用来培养核动力人员和艇员，这个钱不会白花，是合算的。

然而风波并没有完结，在核潜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舱内一体化布置和分散布置的问题上，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彭士禄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技术，主张采用压水堆，而一些人偏主张搞增殖堆和一体化布置，并说彭士禄的这一套是爬行主义，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彭士禄有力地进行争论，用实验数据和事实说话：增殖堆理论上有，形容它是一个鸡蛋变两个鸡蛋，但这玩艺脾气不好，不好控制，见水和空气就发火，漏了容易爆炸；另外一体化，全部集中在一起，就是坏了一个小零件，你都得把密封盖打开修理，太复杂贻误战机。

在这场辩论中，彭士禄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四人帮”的背景插手，他站出来公开抵制，用华夏子孙锲而不舍、实事求是的气魄，毫不留情指出这些方案的偏颇，从理论和实践上坦诚直言。最后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二机部批准彭士禄方案。事实证明了彭士禄倾向的合理性，美国、法国等国家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恰恰都不是一体化布置，也不是增殖堆而是压水堆，美国第二艘核潜艇虽然采用钠冷堆，但老是出问题，最后把它拆掉，改成了压水堆。

1970年7月，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彭士禄等人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专题汇报。周恩来听得非常仔细，他指出：“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四大关，还有一个试验关，要注意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哪一个环节不加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汇报结束，周恩来特意握着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姓彭，你是海丰人，水远不要改姓换名！”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接着彭士禄投入到造船厂负责核动力装置安装、调试、运行。由于当时就订购了两套核动力设备，交货时间相差一年，风险非常大，假如陆上堆试验失败了，那两套设备就会报废。别人问彭士禄：“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彭士禄回答：“没问题，一套试验完了，第二套小修小改就可以装艇了，若等陆上堆试验完再订货，那么设备研制就需要三年，会浪费很多时间。”而实际上，通过三年的试验和试航，1974年我国自己研制的国之重器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使用，酿造了中国“核动力”雄浑壮丽的辉煌。

殚精竭虑

周总理的吐哺之情

中国核电的起步，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决策与嘱托。1970年2月8日，他高瞻远瞩从能源战略高度肯定了中国发展核电能源的重要意义，以“728”这一天命名中国第一座核电工程，成为中国新能源盛世华章的开始。

1971年9月9日，周总理在听取“728”工程汇报时仔细询问“核反应堆用什么燃料？每年消耗多少？你们说这是增殖堆，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增殖多少燃料？”当时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的反应堆设计堆型是技术还不成熟的熔盐堆。当汇报人谈到熔盐堆的种种优点时，彭士禄和后来任总设计师的欧阳予又反对，并提议采用国际上被大量应用技术、成熟的压水堆，两种意见在会议上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总理以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美了，搞科研是相当复杂的事，要实事求是，不管什么堆，没有把握就不要轻易上。科学家要讲科学，不要跟有些人学，话不要说得太满，要留有余地……”字字珠玑，字字千钧。总理继续询问：“图纸搞出来没有，有什么困难，会不会挤掉国家计划？你们的工程要把材料、设备问题都考虑进去，把扩建工厂和工区建设都要放到工程计划里提出来……”一个共和国总理对核电是这么关注，谈得这么具体，是史无前例的。这次会议后，经过大量实验和科学论证，确立压水堆为中国发展核电的主力堆型。

1974年3月3日，这一天，周总理又从排得满满的日程里挤出时间来听取汇报，当时医务人员和救护车在会议室外待命。周总理已俨然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似乎在竭尽最后的力量把这项工程抓上去，并依次与参加汇报人员亲切握手。

“总理的脸怎么这样消瘦？”人们不安地交换眼色。殊不知总理身患癌疾晚期，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年。“大家坐，大家坐”，总理目光炯炯有神，十分专注地打量着人群。突然，他眼神一亮站了起来，从人群中找到了十分清瘦的彭士禄，“小平，你看，这是谁？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彭士禄，彭湃的儿子！”“唔!”邓小平站起来，走到中年人身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热情地询问着。

汇报时，总理不停地提问题：“核电站排出来的废料怎么处理？”彭士禄起身回答说：“放到山洞里！会不会影响地下水？以后挖出来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周总理非常关心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每句话都问到了关键。他一再叮咛：在核电站设计和建设中，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应作长远的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要自力更生，通过建设核电站，积累经验，培养队伍，为今后发展核电打下基础。周总理还饶有兴致地走到核电站模型前边看边问，足足十分钟。

一年多后，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包括他生前亲自规划的秦山核电站蓝图，离开了人世。在纪念缅怀周总理的日子里，一位媒体记者问：中国核电站的总设计师是谁？人们异口同声、响亮地回答：周恩来。

凝聚戮力

杨柳山实现中国核电国产化

彭士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之后，1986年又成为秦山二期核电站的首任董事长，这位属牛的核动力专家被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垦荒牛，又投入到火热的中国核电国产化建设中。

据秦山二期第一任总经理于洪福讲，彭士禄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长期间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确定了在杨柳山建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进行了初步设计，亲自计算了核电站主参数，为秦山二期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当时决定引进国外的核电站，与日本、德国谈了一年多没有谈成。之后，赶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制裁，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彭士禄觉得光靠外国不是办法，就给李鹏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上提出：我们有技术，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核电站，先搞60万千瓦。因为在当时国力和制造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搞90万千瓦或百万千瓦级。彭士禄的建议得到国务院及李鹏总理的坚定支持。后来就确定搞60万千瓦，以我为主来设计建设二期核电站，为今后百万千瓦级核电打下了基础。

建设核电站有许多主参数需要计算。主参数中分一级、二级、三级等若干级。秦山二期一级主参数有100多个，彭士禄利用搞核潜艇的数据积累，胸中丘壑孕育，澄怀观道，利用晚上的时间，一个星期全部计算出来。有人说他是董事长干了总工程师的活。彭士禄还列出了设计、设备订货制造、土建、安装、调试等一级进度计划表。99个项目全部用文字编写，每个项目都列了详细的计划表，并交给核二院的有关技术部门，请看有没有问题。核二院的专家们复查后，认为全部的接口都接上了，没有任何纰漏。后来，美国西屋公司的专家看了这个计划表也认为制定得很科学。

如果说秦山核电站的建造成功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那么由彭士禄担任首任董事长的秦山二期，则是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当时的中国，在工业基础、建造水平、材料及管理诸多方面均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导致这个采用国际标准、由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和自主运营的核电站，注定要与艰难为伍，以坎坷为伴。

尽管有大亚湾90万千瓦核电作参考，但把核电站反应堆三个环路改为两个环路，并不是把三只腿砍掉一只那样简单，那是整个核电站的设计发生很大变更，133个项目要重新设计，大量数据需要做兼容工作。国外设备的引入给本来就滞后的施工图纸设计增加了新的难度，开工时施工图纸储备量还不到6%，而按国际惯例，最少也要有60％的图纸到位才具备开工条件。当时有人断言，秦山二期不可能按期建成发电！事实上每推迟一天发电，仅每天财务费用支付就高达上百万元。工程造价的提高，既影响到核电的竞争能力，又会影响到国产化的形象。秦山二期的成功与否，对每一个核电决策者和建设者都是一种考验。而这一切压力，并没有抵过秦山人“人定胜天”的信仰。面对困难，在先后担任董事长的马福邦、张华祝、赵宏同志运筹帷幄下，从容决策，精心组织，啃掉一个个硬骨头。看似是一步险棋，却在周密的布局和高效广袤的炫彩空间里稳步推进。中国核电国产化绕不开秦山核电二期的贡献，它既是中国核电国产化的练兵场，又是走向世界的实验田，包括华龙一号177组核燃料元件的改进和许多宝贵的数据都是在秦山二期实验成功的。

彭士禄说，搞任何一项核电工程，我们既要懂设计，懂经济，懂辩证法，还要关心建设人员的生活疾苦，要有安邦治国的理想和哀悯的情怀。否则核电站延误一天，损失多少，你心里就没数，你就管不好这个工程。在坚定建设国产化二期核电站项目中，彭士禄以他独具的个性、超凡的胆略，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昂扬拍板，将中国国防建设中作出贡献的、施工技术超群的核工业二十二、二十三公司，5000人挂在嘉兴市的临时户口，由秦山二期出资，全部落户到海盐，不仅满足稳定了秦山核电工程队伍，解决了历史上建筑施工单位建完就走，满地游离的困境，为工程建设者提供了固定的生活家园。这是几代人沉甸甸的嘱望，一份责任担当。

无私奉献

荣誉属于核工业集体

三十年过去了，正是这支中国核电的建设队伍在海盐建起了九座核电机组，现在的秦山已不再有山野的鸟鸣和不奇的峰峦叠嶂，而是变成了中华大地上核电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核电能源基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民造福。这支队伍从海盐走出去，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地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绿色能源核电站。“浩荡入溟阔，志泰心超然”，这是彭士禄对核事业的不易情怀。

历史是多情的，中国没有忘记，人们没有忘记，与中国核潜艇、核电国产化相伴一生的彭士禄，2017年著名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评委会全票通过，授予彭士禄科学与技术成就大奖。彭士禄说：“此项荣誉和成绩不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我已决定将此奖项的奖金全部捐献给组织，用于奖励那些为核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精尖人才，为核事业人才队伍建设尽一份我的力量。”

从烈士的遗孤到中国核动力科学家，彭士禄历经风霜雨雪的嬗变，坚忍不拔，为世人所赞赏。就像兰花那样，虽傍之荆棘，居于野谷，却清香幽远，清逸坚贞。孔子曰，“兰不以无人而不芳。”甘于静寂，与世无争，在自怜中显高贵，以示素洁高雅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