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考下电力应急管理表现“亮眼” 未来还需优化和提升

新冠肺炎凶猛来袭无疑是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黑天鹅事件。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广大电力企业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及电力保障各项举措，保障社会运转和全局稳定。

（来源：微信公众号“电联新媒”作者：翁爽）

当突发事件来临，电力在行动的同时，也在反思。此次疫情的发生给我国电力应急管理体制和应急能力建设带来的诸多启示，需要系统梳理，细化研究，推动未来我国电力应急管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为此，“电联新媒”邀请国网能源研究院“战疫咨询小组”的部分专家举行在线“圆桌论坛”，阐释和分析电力应急在抗疫中面临的挑战，并对推动能源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更加完善提出建议。据牵头负责相关研究的王耀华副院长介绍，疫情发生后，能源院作为智库，变“疫情”为“军情”，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研究，陆续提出了不少措施建议上报，此次参与“圆桌论坛”的推荐专家都是能源院的业务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国网能源研究院今年获得了“2019全球最佳科技政策智库榜单”中国区第3名，全球第72名，这是由国际极具权威性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所发布，其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可见一斑。

从2002年我国首次启动电力体制改革开始，我国电力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对电力应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电力应急能力建设近20年来的发展脉络中有哪些关键节点？

袁伟：我国电力工业一直很重视安全问题，也有着安全第一的传统。但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纪末，都在集中解决电力短缺问题，这期间电力企业主要聚焦于加大供给力度，电工设备国产化水平和质量还不尽人意，所以这个阶段电力安全的主要特征是设备安全。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电力发展突飞猛进，技术水平升级较快，电力系统复杂性上升，这个阶段系统性安全因素逐渐凸显，随后外部出现的危机事件或极端自然灾害等也使电力行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身与外部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及自身安全防护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从而推动了应急能力建设提速。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在全国造成了影响，但电力行业并未因此受到过多冲击，后来受美加大停电等事件的影响，上下对电力体制改革后电力新生产关系下的安全防范缺乏经验，还不是很踏实，因此国家电网公司和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国家电网公司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这个时候行业的应急建设还处于“防止自己不出事，一旦出了事怎么办”的阶段。真正造成比较大直接影响的是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促使电力应急预案更加全面，体系更加健全，我认为这是一个转折阶段。

如今，党的十九大对应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国家能源局印发了《电力行业应急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要求全面加强电力行业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在制度保障、应急准备、预防预警、救援处置、恢复重建等方面的电力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这是电力应急能力建设走向完善深化的阶段。而历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电力应急体系和能力必定会更趋成熟。

侯东羊：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尽管非典后业界有共识，认为应急能力建设应从“以事件应急为中心”转变为“以风险管理为中心”，但在实践中还是不尽人意，也基本还是“救火型”的。其实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所暴露出的不足，以大见小，不单是电力行业，也是全行业领域中应急能力建设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要把两次疫情结合起来，全面加以分析总结。

相对于过去发生较多的雨雪冰灾、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事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电力应急工作其重点和难点有什么不同？

吕梦璇：这个问题问到了一个关键，也是我们在危机“复盘”研究中特别注意到的。这次公共卫生事件让行业意识到我们的身份不仅是“电力人”，首先应是“社会人”，并且社会危机因素的层级是高于行业专业层级的。

具体来讲，在雨雪冰灾、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事件中，电力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电力应急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电力抢修和供电恢复，需要组织人员大干快上加以解决问题。而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电力设施没有受损，也没有发生停电事故，但疫情持续时间长、波及人群及行业广。电力的“社会属性”前所未有地被带入。比如，疫情防控机构用电需求增加、对用电可靠性的要求提高，但参与应急的电力人员也存在感染风险。所以，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深刻地提醒了行业上下，电力应急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必须保持常态。电力这样一个正在与社会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融合的传统行业，没有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万全之策，只有与时俱进、常备不懈，把“事到临头”的处置能力与恢复能力运用到极致。

王轶楠：此外，自然灾害多发生在局部，而此次疫情波及全国，从这个角度上看，局部与全局还是有质的区别。这次对全国电力行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应急能力实战，全员皆兵，行业可谓得了团体高分。我这里只结合国家电网公司的情况，讲讲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分级分区精准施策做好协调联动应急保电工作，上下贯通，全网一盘棋，尤其是基本做到快速响应客户用电诉求，精准预判负荷变化；二是把能源数字经济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充分地运用起来，发挥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作用。比如实时更新发生大停电事故，或为配合疫情防控需新建临时电力线路，通过数字技术快速给出新建位置、原因和应急抢修施工方案，以及为各省处理类似电力事故和疫情防控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三是综合能源系统在电力应急响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及时发挥，也让业界对能源电力发展“多能互补”的规律“眼见为实”。比如，基于综合能源系统中以电为中心的多能转换过程，因时制宜开展基于油、气、热等其他形式分布式能源资源的综合能源服务，如防疫医院采用分布式空气源热泵作为清洁供热和取暖设备、规划基于移动式储能应急电源车的应急系统电气设计方案等。

和03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疫情本身的特点，以及社会发展、宏观经济、行业现状、电力系统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给电力应急工作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朱伟：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两者作比较，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传播范围更广、传染性更强、病例数更多、潜伏期更长、影响程度更高等特点。在社会发展方面，非典时，我国处于重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强劲，而现在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给完成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带来巨大挑战；在宏观经济方面，03年我国宏观经济处于恢复且上行的周期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驱动，GDP增速达到10%，而此次疫情发生时GDP增长稳定在6.1%，没有当年的高速增长，且现在增长主要由消费驱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此次疫情对经济发展势必带来更大影响；在行业现状方面，短期内大部分行业均受到负面冲击，而此次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消费旺季，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比由2003年的41%增长到2019年54%，其中消费板块最为严重，尤其是酒店餐饮、影视娱乐、交通运输和文化旅游等，且短期内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加剧烈，对小微企业影响更大、更广；在电力系统形态方面，随着“大云物移智链”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布式能源、储能、可再生能源等各种新型用能形式不断涌现，电力系统逐渐由信息与能源单向流动的电力网络，向以电为中心、多能协调、信息与能源双向互动的能源互联网转变，这为战胜疫情提供了重要支撑。我认为目前电力行业应急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权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为战胜疫情、经济发展、可靠供电、复工复产提供有力保障。

从此次抗击疫情透视我国电力应急处置，我国电力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应急产业的支撑保障等方面有怎样的突出表现和有待完善之处？

张岩：这次疫情防控中电力行业普遍反应较快，也证明了近年来电力行业的应急处置能力在不断提升。疫情发生后，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在应急预案的基础上迅速针对疫情进行再部署，各大发电集团第一时间采取有利举措保障其在湖北的企业能提供可靠的能源供应，电网企业也响应迅速，国家电网公司研究发布支持疫情防控及供电服务保障十项举措，还对湖北和武汉都有“特事特办”的资源支持。抗击疫情过程中，数字化、智慧化等技术的作用被进一步认可，例如网上报装、无人机巡视、在线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大大提高了供电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电力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及用户之间也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通过各方的密切合作，圆满完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及其他紧急供电任务，低压应急发电车等应急设备也在多省市协调调配。在全力保电的同时，公司还依托网格化服务人员开展农村疫情防控科普宣传，并先行一步推出“企业复工电力指数”，辅助政府针对疫情后的经济工作进行及时决策。

对于电力应急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方面可以给出怎样的建议？国外发达国家的电力应急建设是否有典型的经验和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

吴潇雨：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现在临战状态，效果措施追求“短平快”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为智库，要着眼长远研究问题，而且我们担心，疫情过后可能人们很容易“遗忘”，对电力应急领域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容易“忽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白交学费了。

理论研究方面，综合考量当前我国电力应急理论和支撑技术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应构建系统全面的电力应急管理理论体系，凸显其交叉学科特征，破除当前该领域“条块分割”的理论研究现状；二是注重应用新元素、新技术来丰富和完善电力应急理论，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灾害期间的物资调配、资金结算等难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灾害期间的海量数据处理，支撑电力应急管理平台建设等；三是充分把握电力应急理论的实践科学本质，注重在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中汲取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相关理论积累。

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在校、企两级发力，构建持续性、有活力的人才队伍。在大学中，我国当前缺少有针对性的专业设置，建议协调安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专业资源，组建“电力应急管理”专业，积累研究成果，培养专业人才。在电力企业中，则应设置专门的应急管理岗位，选拔人才，提供上升通道。

队伍建设方面，电力企业应构建“专兼结合”的电力应急管理队伍。一是设立专门应急管理岗，招聘电力应急理论专业背景的人才，并打通其晋升通道，构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二是在具有一线电力应急管理经验的员工中遴选优秀人才兼职应急管理岗位；三是通过组织培训等方式对普通员工开展电力应急管理知识培训，提升普通员工的灾害防范意识，以上多措并举可打造出一支在关键时刻“拉的出、打的赢”的电力应急队伍。

国外经验方面，国外发达国家的电力应急建设起步较早，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一向重视各类突发事件（如恐怖袭击、飓风等）的电力应急管理工作。其中值得借鉴的典型经验有如下两条：一是注重电力应急管理的情景构建和复盘推演。通过对突发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事件极其细节化的情景描述，和反复的推演，完善应急管理工作的各项细节。二是相关理论研究已经衍生出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关注的专门研究方向，如诞生于美国的电力系统“韧性”研究，该专业方向已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近几年在国内也有学者陆续投入其中，为丰富电力应急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能源转型、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新时期，以及新技术、新业态不断出现的背景下，中国电力应急能力未来发展将面临怎样的挑战？针对目前能源系统的发展形势如何进一步提升能源电力应急能力建设？

王春明：挑战将会是个永恒的主题，不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有可能要面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实。经历这次刻骨铭心的疫情后，我们从研究上也调整了认识论，也就是不能把小概率或极小概率事件简单归结为“非常态”，在实际的投资和项目等安排上不给予重视，现在看，这种所谓“非常态”的事件只要发生一次，多少成果可能很快就化为泡影。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能源转型研究，要充分考虑“黑天鹅”的影响，这样可持续发展才完整。同时，我们研究中还注意到不少对立的矛盾，并认为在这些矛盾中很有可能孕育着“黑天鹅”因素，比如为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而提升电网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稳定性的下降，那么需要多大的容忍度？我们现在并不是心里有底。问题还是要从理论层面得到一个根本解决才行。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加强能源电力应急理论研究，在关注电力理论和技术的同时，充分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成果，要充分认识到电力应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研究电力应急理论时不能只局限于技术维度。今后应该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契机，将社会科学领域的有益成果，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理论，与电力技术领域的已有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加以指导未来的电力应急救援实践。

王椿璞：我从我的专业视角再补充强调下市场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说是挑战，也是不少人的顾虑，那就是在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兼顾到电力应急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有效配置。比如，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电力应急力量需要做到令行禁止、快速反应，较多依赖市场化资源能不能得到很及时的响应？还有，电力系统相对专业性强，电力应急又多为突发事件，客观造成电力应急救援市场空间有限，存在能不能“养活”一支维持高水准的市场化应急队伍等等这些问题。当然这不是武断地去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要结合实践给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感谢陈星彤统筹所有专家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