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建筑等高耗能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背景：我们必将兑现我们对世界的承诺，提前完成“30 · 60”双碳目标，但肯定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克服特殊困难。双碳目标将是中国凤凰涅槃的一次华丽转身，将是我们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将立足并服务于中国自身，但也会积极汲取世界各国的技术、经验与教训，并反哺于世界，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

近期经济学家圈专访了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以下为采访全文：

经济学家圈：您认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对经济短期会产生什么影响？

钟正生：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的硬约束，对经济有深远影响。从中长期看，“30.60”目标将滋生出百万亿级的投资需求，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但短期内也会带来低碳转型风险，包括资产搁浅成本较高、高碳行业融资问题等，需要采取政策积极应对。

资产搁浅方面，中国碳排放的主力是煤，煤电领域的转型风险不容小觑。2020年全球除中国外煤电装机容量净退出17230MW，而中国净增加29762MW。此外中国煤电设备整体偏“年轻”，2020年中国运行中的煤电设备使用年限在10年以内的产能占比46%、20年以内的占比89%，而全球除中国外20年以下的煤电设备产能仅占45%。“30.60”目标约束下，一些使用年限较短的煤电设备需要退出，中国煤电领域的资产搁浅问题较全球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据牛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估计，中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或达到30,860-72,010亿元。

高碳行业融资方面，低碳政策会改变它们的收入和成本水平，把宏观经济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进一步转化到微观企业财务指标上，从而影响到它们的融资能力，而一旦这些企业再融资受限，信用风险有可能向为其提供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传导。

以电力行业为例，其具有重资产属性，2019年中国上市火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5.1%，所在的证监会行业分类一级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率为63.9%，在证监会一级分类中排第五，属于较高杠杆运营的行业。高杠杆使得它们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根据中国工商银行2016年公布的《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火电行业在轻度、中度、重度压力情景下， 评级在AA 级（含）以上企业的信用等级向下迁移率分别达到68%、75%、81%，承受气候风险压力的能力较弱。这份报告同时也指出，环保标准提高将对火电行业产生结构性影响，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形成较为明显的财务压力。

宏观政策在应对低碳转型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应通过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增强金融体系的转型风险管理能力。二是调动金融资源，包括研究是否需要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建立有效运转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强化碳市场的金融属性等。财政政策方面，一是更加关注高耗能产业、地区的转型风险和社会公平问题。二是加强相关支出的预算整合，加强中期预算规划同碳中和战略的对接。三是从新能源核心技术补贴、绿色基建、公共研发投入、绿色公共采购等方面提供一揽子财政支出方案。

经济学家圈：能源、建筑行业等高耗能行业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这些重点行业如何把握机遇？

钟正生：能源方面供给端发展清洁能源，需求端提高电气化比例，是能源行业碳减排进而碳达峰、碳中和的重中之重。

能源清洁转型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具体的措施一是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二是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三是水电绿色发展，四是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五是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六是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其中又以光伏和风电为主，根据落基山研究所和能源转型委员会2021年1月发布的报告《电力增长零碳化（2020-2030）: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在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约束下，2020年-2030年中国新增电力设备装机中，有84%的属于光伏和风电。

需求端需要通过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煤改电、气改电等，提高能源消费端的电气化比例。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2019年12月发布的《国家电网2050：“两个50%”的深度解析》报告显示，中国终端能源消耗整体电气化率将从2019年的26%，提高至2025年的34%，205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52%。

建筑方面，应推动向绿色节能转型。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包含建筑材料生产和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和建筑拆除在内的建筑全过程能耗，长期占全国总能耗的45%左右，发展绿色建筑也很紧迫。2020年7月住建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要达到70%，装配化建造方式占比稳步提升，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扩大。

低碳转型将给高能耗行业带来新机遇。一是光伏和风电的上下游产业链，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根据《国家电网2050：“两个50%”的深度解析》，即使未来30年每年的能源总消费不变，因电气化比例提高，电力消费也将翻番，光伏和风电是电力供应最大的增量来源。二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受益于煤改电和气改电等能源消费转型的行业。三是绿色建筑相关行业，比如装配式建筑、防水材料和石膏板等。

经济学家圈：对中国未来碳市场的展望？中国是否可分行业同时适用碳税和碳市场？

钟正生：中国碳排放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随着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中国碳排放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2013年开始试点，到2020年末全国7个相对成型的试点市场，累计成交3.21亿吨，占同期中国碳排放总量的0.49%，累计成交金额71.4亿元。而根据路孚特碳市场年度回顾，2019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为87.33亿吨，占当年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1.6%。201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8.3亿吨，如果碳排放交易比例从目前的0.5%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那么按2019年的均价21.2元/吨计算，仅2019年中国碳排放市场交易额就有440.0亿元的提高空间，未来发展前景巨大。

征收碳税也是各国采用的碳定价主要手段。碳税机制的优势在于价格的可预测性（企业和消费者能够非常直观感受到生产、消费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增加财政收入（在没有税收豁免的情况下将拥有广泛的税基）、便于管理（可以纳入现有化石燃料税或者采矿业相关税收制度），而缺陷在于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和税负可能转嫁给消费者。从国际经验看，征收碳税要比碳排放交易困难，仅有芬兰、瑞典等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征较早，实施也较为坚决。2012年欧盟决定对所有进出欧洲国家机场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但一经推出就受到欧盟内部主要国家和外部如美国等国的激烈反对。

《2019 IMF财政监测报告》认为，若中国征收碳税，或将取得不错的效果。根据IMF的测算，若征收50美元/吨的碳税， 2030年中国征收碳税的国内环保净收益将达到GDP的3.1%，在主要国家中将仅次于俄罗斯的3.3%，处于较高水平。征收碳税后给财政收入带来的贡献，中国居于主要经济体前列。

但预计中国短期开始征收碳税的概率较小。一是碳税将给企业和家庭部门带来较高成本，中国征收50美元/吨碳税给产业带来的加权平均成本远高于美国、印度、加拿大，且钢铁、金属等部门成本的上升幅度接近10%，这将削弱我国工业企业的竞争力。若考虑欧盟对我国实行碳边界调整机制，我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或将面临更高成本。二是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完备的碳核算体系还未建立，若设立新税种，开征实质性碳税可能面临较大技术层面的挑战。

分行业同时征收碳税和开展碳排放交易，也存在着难度。中国征收碳税给不同产业部门、不同收入群体带来成本具有异质性，相对脆弱、低收入的产业和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中国碳减排压力大的行业，主要是能源、钢铁、重化等行业，根据生态环保部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这些行业将在发电行业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稳定运行后，也逐步进入碳排放市场。如果这些行业再征收碳税，由于这些行业（如钢铁、煤炭等）同低收入人群就业部门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合，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员将面临收入和支出的双重冲击。

经济学家圈：碳中和目标下碳中和债券热度上升，金融机构发力绿债市场的现状及前景？

钟正生：2016年8月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后，国内绿色债券市场逐步成型。但绿色债券的规模仍偏低，未能很好满足绿色转型中的直接融资需求。从存量看，2020年末绿色债券存量8775亿元，虽位居世界第二，但仅占中国债券余额的0.8%。从增量看，2018年到2020年的新增绿色融资中，绿色债券占比7%，远低于这三年剔除政府债券口径新增社融中企业债券的占比16%。

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对绿色债券的关注度较高，但由于绿色项目正外部性强，而且这种外部性通常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导致绿色项目的回报率一般偏低、回报周期长，部分金融机构参与绿色债券投资时比较谨慎。

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下，绿色金融大有可为，绿色债券等融资渠道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为推动绿色债券更好发展，应尽快完善相关政策。

一是，尽快统一国内绿色金融的标准，提高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属于多头监管，不同监管机构发布的准则不尽相同。统一相关标准能够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实操层面的不必要困扰。而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增强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可以提高外资参与中国绿色债券的积极性。

二是，强化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受政策支持，避免一些项目“洗绿”和“漂绿”的关键在于，加强相关信息的披露。应针对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等需要公开披露信息的主体，逐步构建起统一的信息披露体系，所披露的指标要明确和可量化，而且要有一定的覆盖面，能让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金融的情况有系统了解。

三是，引导长期资金参与到绿色债券中来，提高绿色债券的流动性。一方面是要引导保险、养老金和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绿色债券，它们的负债端期限长，可以更好匹配项目的回报周期；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基金等方式，增强绿色债券的流动性，以此提高金融机构投资绿色债券的热情。

经济学家圈：如何把握碳中和投资机遇？投融界如何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钟正生：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滋生出百万亿级的投资需求，重点行业孕育着投资机遇。一是清洁能源，“30.60”目标下2020-2030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每年平均需增长约110GW。二是制造业，除了新增产能中使用低碳设备外，存量设备也需要加快更新，参考2018年供给侧改革对制造业投资影响的经验，碳达峰碳中和每年可能将创造5500亿元以上的设备更新需求。三是绿色建筑，2022年中国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要达到70%，预计2022年新建绿色建筑的建安投资规模可能就有4.3万亿元。四是绿色交通，中国需要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预计为20万亿左右。五是技术固碳，目前中国技术固碳累计封存量只有200万吨，而据清华大学预测，碳中和目标下2050年中国需要通过技术固碳来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在5.1亿吨到8.8亿吨之间，增长空间巨大。这五个行业巨大的投资需求，将给上下游产业链带来业务订单和业绩提振。

目前绿色融资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在其论文中称，“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资金需求约为3.1万亿-3.6万亿，而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每年缺口超过2.5万亿元”。

直接融资在弥补资金缺口中承担着重任，投融界可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第一，可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产业基金，发挥在资金募集和基金管理上的优势，投向重点产业，助力地方经济低碳化转型。第二，2018年到2020年中国新增的绿色融资中，绿色股权融资仅占3%，随着制度逐步完善，未来绿色股权融资的占比也会提升，投融界机构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甄选出有前景的绿色项目并为其提供股权资金支持，加快绿色领域的创新。第三，由于绿色项目回报周期长，以其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提高项目的融资可得性，投融界机构在其中可承担项目运营和基金管理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