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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改委各项保供措施的开展,自9月份开始的电力供给短缺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我们尚且无法言定次轮电荒已经结束,多方预测今年冬季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加寒冷的季节,是否能够顺利无忧的度过冬天,是战胜本轮电荒与否的关键。
(来源:微信公众号“能源杂志”ID:energymagazine 作者:吴疆)
在此,我们有必要审视这一轮电荒的成因以及应对策略,深刻挖掘电荒背后的逻辑与矛盾。只有找准问题的关键,才能避免更多、更严重危机的到来。
电荒本质
借国际危机限产抬价
本轮电荒的直接外部原因,是疫情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在能源领域的映射,之后逐渐演变成为国际能源危机在国内能源领域的映射。
所谓煤价跟着油气走、国内跟着国际走,当国际能源领域出现普遍的价格飞涨时,国内煤炭企业、产煤省区势必产生强烈的抬价驱动,生产企业势必产生强烈的限产驱动,中间环节势必产生强烈的囤积驱动。据有关研究,2008—2012年类似诱因的电荒周期里,中国煤炭行业累积利润15895亿元、火电行业利润仅2003亿元,而此前5年分别为2764、2778亿元。
国际危机带来的煤炭资源溢价超过10000亿元规模,相当于煤炭行业对每一个中国人凭空收了700多元资源税!2021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机遇重现,涉煤主体限产抬价的驱动力显而易见,煤电机组亏损停发形成电荒的历史重演。
供给侧改革以来,煤炭产能大多收归国有,国家加强了煤炭领域产能产量的管理。2016—2020年全国煤炭生产量从24.1提高到27.6亿吨(折标)、累计增长14.5%,与同期全国火电用煤消费量增速几乎持平,产用衔接匹配良好。
2021年7—8两月负荷高峰期火电发电量5200亿期间尚有煤可供,9—10两月负荷低谷期火电发电量仅4400亿千瓦时、用煤需求下降15%时,却号称因煤炭“缺口”而导致煤价暴涨,(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典型价格)从2020年平均577元/吨跃升到2000—2200元/吨。10月8日国常会之后,全国煤炭日产量又迅速从9月底的1040万吨提高到1150万吨,一周增产10%以上。以上种种均已证明,煤炭产能与供需缺口均非真正原因,限产抬价的利益驱动才是电荒的根本原因。
博弈目标
以国家优势平抑危机
常态靠市场,危机靠政治。在煤炭—电力领域,对于日常普通的市场波动,有必要坚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传导正确的供需信号。但在此类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的情景之下,相当于进入了市场失灵的异常状态,日常的市场机制已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甚至反而会放大波动、加剧经济社会损失。即使在西方国家,各国政府也会使出政治手段设法平缓价格波动,以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稳定。
作为对比,在电荒开始阶段,我国有关部门的应对重点仅放在提高电价、而非打压煤价,难以直接遏制发电企业严重亏损造成的电荒、难以尽快恢复实体经济产业链的正常运转。随着有关部门开始直接采取措施对煤价进行管制和打压,电荒的问题也会开始逐渐得到缓解。
国际能源危机的背后,从来都是国际金融危机+政治危机;而应对博弈的核心目标,从来都是价格、而不仅仅是产能产量。
事实上,中国本身坐拥煤炭资源+国有煤企+党的领导三大优势,对于这种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所诱发的电荒,具有足够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政治基础,完全可以像俄罗斯一样控制住气价和电价,完全可以像应对新冠疫情一样“风景独好”,完全可以不像印度一样陷入煤贵电缺的窘境,完全可以借本次国际危机再次扩大中国制造的优势!
因此,本轮电荒、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煤价从2020年平均577元/吨飞涨到2200元/吨、火电厂全线亏损造成大面积限电,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国庆以来的电荒应对,相当于弥补与纠正,既不应是多难为情的讨价还价,也不属于天大困难+天大功劳——煤价从2200元降到不论1800还是1200元都是远远不够的,都是完全没有合理成本支撑的!而且,按目前煤耗水平(100元煤价对应大约3分钱发电成本),即使1200元/吨的煤价、相对于2020年的577元/吨,仍相当于增加了0.2元/千瓦时的发电成本,这是已被银行断贷的发电企业注定无法长期承受的,由此造成的电荒延宕也是不可能靠舆情管制而掩盖得住的!
应急策略
煤价回归2020年
在基本没有电荒的煤—电运行发展正常年份,2016—2020年平均煤价565元/吨、煤炭行业总利润12059亿元,其中2020年平均煤价577元/吨、煤炭行业总利润2223亿元。
因此,煤电长协政府指导价在500—600元/吨范畴,相当于供给侧改革以来煤—电产业的平衡点,是站得住脚的,也是煤电双方长期可接受的。这样,应对本轮电荒,煤价不降回2020年水平是毫无道理与道义的,只能证明缺乏应有的政治诚意!
由此,本轮电荒近期应对的基本思路就是:抓住借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而哄抬煤价的核心症结,充分发挥中国的煤炭资源优势+国有煤企优势+党的领导优势,应明确提出“煤价回归2020年水平”“保持动力煤价格长期稳定”的核心目标;应要求有关产煤省区、有关煤炭国企作为政治任务、一周之内落实到位,确保今冬明春北方供暖、缩小全国限电停产的范围与规模,最快速度最大限度消除电荒对于实体经济产业链运行的负面影响。
如果降低用电用能成本可以连年进入政府工作报告,那么维护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显然更加政治正确、保障电力能源持续可靠供应不应仅限于保民生范畴,而应像应对武汉疫情一样,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中,争取让中国尽快“风景独好”。
同时辅以配套措施:一是进一步释放煤炭产能,保障铁路与港口运力;二是大力清理中间加价,制止囤煤抬价;三是查处涉煤虚假信息宣传,抑制市场炒作;四是依据宪法第九条,由中央政府收取暴利税或特别收益金,增加下游补贴财力,消除涉煤主体对资源溢价的觊觎;五是对资金周转困难的火电厂,提供应急无息贷款;六是科学安排发电/供热机组合理检修,提高运行水平,避免株洲事故重演;七是在“煤价回归2020年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上网电价上浮;八是在上网电价上浮情况下,避免行政干预企业间合同行为;九是进一步完善有序用电管理,纠正以能源双控名义拉闸限电,杜绝以事故拉路的方式执行限电;十是避免对“高耗能产业”一刀切停电,坚持鼓励技术进步、保持产业链战略控制。
持续危机
煤、电或将又短缺又昂贵
据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历经多次电荒,1981—1996年成功应对了投资短缺造成的电荒,2003—2006年成功应对了装机短缺造成的电荒。但2008—2012年,对于与本轮电荒非常类似的、由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诱发的电荒,却未能够有效应对。当时煤价从200—300元/吨上涨到1000—1200元,09年短暂回落之后,2010—2012年长期在800元左右高位盘桓,造成火电企业长时间大面积亏损、电荒延宕5年左右,最终主要依靠发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承受亏损的方式,勉强熬过那一轮国际周期。
本轮电荒,几乎是2008年的历史重演,但面临的形势更加凶险危急、有可能长期持续!一是百年大变局、全球范围治理崩坏,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前景不明,不乏长期起伏延宕的可能;二是供给侧改革以来、国内煤炭资源高度集中于晋陕蒙三省区,地方国有煤炭企业拥有远比私人煤老板更加强大的资源控制力与价格话语权;三是发电企业在2008—2012电荒周期的亏损并未得到弥补(据中电联当时测算煤电联动“拖欠”达0.067元/千瓦时),又连续数年配合压减企业用电成本(政策性降电价)、自身财务状态已极其脆弱,本轮电荒再无力承受亏损,多家电厂已出现银行断贷、买煤钱借都借不来;四是随着双碳发展,煤电机组小时数持续下降、投资回报微薄、融资日益困难,面对进一步规模压减、沦为调峰应急电源的前景,不仅发电企业失去投资动力,煤炭企业同样存在谨慎投资、短期暴利的心理——而在储能等技术瓶颈获得突破之前,越是提高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将需要足够多的煤机支撑(风电光伏的容量可信度趋近于零,2021年夏季东北3500万千瓦风电装机最低出力纪录仅3.4万千瓦),如果相关体制机制问题不设法解决,电荒势必长期起伏延宕,乃至出现“可控电力短缺”的新型电荒、煤—电陷入又短缺又昂贵的窘境。
深化应对—
资源—装机—企业三重兜底
由此,短期应急靠政治,深化应对靠改革。应对电荒,既需要短期应急之计,更需要长期应对之策:即以第二个百年目标统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充分认识煤炭对于中国能源的兜底价值;在以新能源(电量)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中,充分认识煤电装机的(电力)兜底价值;进而充分认识煤炭—煤电国有企业在国家宏观治理中的兜底价值。
在电力能源领域,世界上只有3种“廉价而充裕”模式,一种是海湾国家那种天赋资源型,一种是美国那种霸权特权型。最新探索则是中国这种、以高比例国资国企长期运营+低投资回报来实现“廉价而充裕”的国企兜底型。不论煤炭国企,还是煤电国企,既应积极避免长期亏损而影响供应能力,更应主动避免唯利是图追求暴利而丢掉这份社会责任政治责任。
具体深化应对包括:一是在非国际危机的正常情况,坚持煤价—电价联动,向终端消费者合理传导波动信号;二是完善煤—电长协机制,强化政府指导价+正负浮动监测预警,同时考核煤—电双向履约率;三是在类似本轮电荒的危机情况,依据宪法第九条,对煤炭等领域出现的资源溢价、收取暴利税或特别收益金(国内在石油领域已有先例),逐步完善升级价格—税收—补贴—监管的宏观调控组合拳;四是在储能技术无实质性进步的历史阶段,建立煤电机组的容量补偿机制,为高比例新能源提供切实支撑;五是对低小时数运行的煤电企业,提供长期无息或低息政策性贷款;六是对煤电企业调整经营考核方式,确保职工维持行业平均收入水平;七是充分研究第二个百年目标所指向的经济社会模式特别是产业模式、对于能耗/电耗/能源电力发展曲线的要求,做好长期供应规划;八是以充分多样性+适度本土化+产业链控制+大规模储备来支撑国家能源安全,提升油气储备目标,建立煤炭储备体系;九是长期坚守安全—经济—环保(低碳)三者兼顾的政策目标体系,在保障经济发展与人民福利的前提之下实现双碳,推进全球人类碳排放权的伦理演进;十是在尽量维持门类齐全、产业链控制力的基础上,以能效为抓手切实推进技术进步,以电力能源高可靠性来支撑营商环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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