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万军：能源国际合作离不开规则研判和技术创新

2014年以来，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在增强市场地位的同时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力量。

过去十年，我国提出了多项关于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倡议。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与沿线国家扩大和深化能源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同时，我国与包括国际能源署在内的全球能源组织机构加强联系，并通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在能源贸易中，我国持续扩大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的进口提升了能源供应安全保障水平。越来越多的中国能源企业投资海外项目，不断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国内的金融机构也在研判国际金融市场规则与风险的前提下，探索并推出了多款能源金融产品，提升了我国对能源价格风险的管理能力。

在科技合作中，我国加大自主技术研发的力度，一批蕴含先进技术的清洁能源产品被输出至国际市场，并广受好评；另一方面，企业加强了能源领域国际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力度。同时，借助多项先进技术，我国能源企业已经参与到部分国际标准的制定中。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能源国际合作对于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能源行业应加强对市场发展趋势和规则的研判能力，加大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创新，以应对能源市场变化，寻求合作机遇。

（来源：能源评论•首席能源观 文／万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研究员）

01复杂的市场环境更需要合作

十年前，参与海外油气田开采的企业都会关注三个问题：买不买得到？价格是否合理？运不运得回？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和安全直接相关，“能够买到”意味着我们可以增加油气供应来源，提高油气供应的稳定性；“价格合理”意味着可以用能承受的价格买到产品，这有助于应对国际能源市场出现的价格波动等问题；“能够运回”则代表了稳定的能源运输能力，这有助于打造能源供应链，防范未知风险。

十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紧张、全球经济波动、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相互交织，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更为复杂。进一步增强全方位国际合作，有助于能源行业应对更多的风险，对保证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意义重大。

第一，可以增强我国能源供应链的韧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对能源进口的需求仍在增长。我国能源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配置，已经形成了包括生产、运输在内的跨国能源供应链。但供应链的复杂性意味着，任何一个环节的波动都可能对整体供应链的安全造成冲击。国际合作可以拓宽能源进口的来源和合作范围，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和市场波动对能源供应链的影响。

第二，可以激发能源产业的技术创新潜力。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不断深入，攻克关键技术问题、降低技术成本已经成为能源转型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在落实降本增效目标的过程中，科研合作、技术交流和市场协同缺一不可。通过国际合作，我国能源行业能够密切关注国际技术前沿动态，在扩大开放式创新的同时，加速推动本土技术进步。

第三，可以推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我国可以更有效地参与到全球能源重要议题的讨论决策中，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02国际投资贸易中的“友岸化”“碳壁垒”带来风险

从2023年开始，全球多国针对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美国能源部在2023年4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创新路径》中明确，在2035年实现电力领域零碳排目标，2030年实现50%零排放汽车销售目标。欧盟在2023年10月修改了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指令，将于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耗中的占比从此前的32%大幅提高到42.5%。2023年7月，马来西亚政府出台“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了“到2030年减少0.4%到1.3%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埃及在2023年11月启动了国家绿色氢战略，目标是到2035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到42%。近期，日本政府宣布将在年内提出明确2040年脱碳和产业政策方向的国家战略《绿色转型2040愿景》。

上述目标规划的提出，说明全球对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的重视程度仍在提升，这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但同时，我国也面临较以往更为复杂的竞争，尤其是在市场环境和准入标准等关键方面，能源行业需要提前关注风险，做好预案。

首先，行业需要关注供应链调整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借助技术创新、国际合作和产业输出，我国能源产品特别是新能源产品实现了“中国造、全球卖”向“全球造、全球卖”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我国创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如第三方市场合作。这种模式下，我国企业与海外企业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最终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但近期，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评估本土产业链的安全性，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增加对地理位置接近、与母国政经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的投资力度，区域化、近岸化和友岸化可能成为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新趋势，这使得中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合作面临新的挑战。

对于能源行业，挑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挑战之一来自成本。随着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能源企业可能需要重新构建供应链，这涉及寻找新的供应商、调整生产布局、重新规划物流路线等，短期内，上述举措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挑战之二来自收益。在适应和寻找新供应链的过程中，能源行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资回报周期势必会有所延长，这或将影响企业正常的现金流和利润率水平。

其次，行业需要关注由碳壁垒引致的长期风险。

5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将给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开设工厂的我国企业带来影响。同月，为支撑《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中对于电动车电池碳足迹声明的要求，欧盟发布了新电池法碳足迹核算细则草案，这将对我国整车及电池企业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对碳足迹核算能力提出要求是绿色壁垒的一种表现形式，从长期看，绿色壁垒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产品价格上升，并转嫁给消费者。在绿色市场需求仍在增加的背景下，过多的绿色壁垒可能扭曲市场机制，限制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竞争，这与市场效率原则是相违背的。因此，壁垒势必会面临调整。但从短期看，我国需要关注并从两方面入手，积极应对绿色壁垒：一方面坚持长期主义，做好多元化布局；另一方面应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合作规则。

03重点关注关键矿产和绿色标准

在未来的国际能源合作中，技术合作将是重中之重。通过共研先进技术、联合研发项目以及知识转移，各国将共同应对全球性能源挑战，推动能源行业的绿色转型。

有效开发利用关键矿产，是加强技术合作的基础。

全球能源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的过程，离不开光伏电池、风电设备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设备。生产上述设备，既需要技术推动，也依赖于关键原料，如锂电池和风力发电机的生产过程，就离不开锂、镍、钴、铬等金属。这些过去一度不受重视的金属，现在已经变身为“关键金属”或“关键矿产”。

国际能源署在5月17日发布的《全球关键矿产展望2024》报告中预测，2023年，全球部分关键矿产价格大幅回落，但未来供应紧张的风险仍然存在。在清洁能源技术加速发展背景下，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将持续强劲增长。若要达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到2040年，能源转型关键矿产的市场总规模将增长一倍以上，达到7700亿美元。

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下一步，我国需要加大对关键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投资力度，拓宽关键矿产的进口渠道， 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加快输出我国的绿色标准，是技术合作走深走远的关键。

在过去几年中，一批中国标准在国际合作中得以应用，带动中国技术、设备及服务的整体输出，并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输出模式。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尽管当地对欧美标准有所偏好，但我国能源企业展示了中国技术标准的适用性、低成本、易用性和维护简便性等特点，这让中国产品逐渐赢得了当地客户的认可。

加强中国能源标准体系的海外落地，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新能源技术应用上的一致性和协同性，通过共享和认可国际标准，也可以加速新能源技术的全球化应用，降低跨国能源项目的技术门槛和合作成本。此外，能源标准体系的输出能够增强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标准”的信任，为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赢得更多的合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