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关于新南洋的思考

12月4日-5日，以“探索风电发展新模式 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为主题的2024汕头国际风电技术创新大会召开。大会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和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主办，汕头市风能协会、汕头国际风电创新港建设联合会承办，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国内外近千名代表云集汕头，共谋全球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路径。

在国际合作论坛I中，大观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做了题为“关于新南洋的思考”的演讲。他认为，企业“出海”设厂，需要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赋能。如果汕头能够实现其产业发展规划，就能在风电“出海”方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平台，具备全球性的杠杆与枢纽性的地位，从而使人类普遍享受到更加便宜的、更加清洁的能源。

大观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

以下为经整理后的施展教授演讲内容：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新南洋的思考”，这与近几年大家非常关注的“出海”话题，是直接相关的。“出海”之所以会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使人们有想要向这个方向行进的动力，就又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一些结构性的关系，有一定内在关联。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出现了此前经济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崛起，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后来的德国、日本，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仅凭一己之力，开足马力能满足全球需求还可留有余地的状态。今天的中国做到了。它不仅能满足全球需求，还为其他国家留有余地，他们仍然可以继续生产，有很多空白市场可以去填补、去占领。

由于中国的规模太大，导致了上述结果，而这个结果就使得中国崛起之后的短短不到20年时间中，全球经贸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我在《枢纽》这本书中，称之为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内外双循环结构，而是两头都在外面的全球双循环结构。

中国所具有的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使其具备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在纯生产领域有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就很难达到这样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因而我们会发现，过去的一段时间中，那些发达的，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其中低端制造业可以外包的部分，已陆陆续续全部进行了外包，并且其外包的目的地主要就是中国。这会导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到一种去工业化的状态。他们主要的比较优势就在高端第三产业，以及芯片这一类的高端制造业。而中国具备超级庞大规模的第二产业，于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会形成一个二、三产业的循环。

一些欠发达国家主要比较优势是第一产业，包括各类原材料与资源。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不强，因此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间难以直接循环起来，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中介。而第二产业超过一半在中国，就会出现中国与西方之间二、三产业循环，中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一、二产业循环的形势。全球经贸循环形成一个类似于阿拉伯数字8字形的结构，中国是中间的那个枢纽点，将两个方向（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自身庞大的第二产业衔接起来，出现全球经贸循环的双循环结构。

在全球经贸的双循环结构下，会引发各国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分离。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刚开始起步时，全球贸易结构中大概有70%以上的贸易是制成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那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到中美贸易战出现的2018年，数据正好反过来，全球70%以上的贸易变成中间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从绝大部分产品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到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这一变化在短短30年间就发生了。如果把一个复杂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加在一起，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之为经济空间，到了今天，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已经高度地不重合。

而经济和政治空间不重合，会引发新的情形，就是中国拥有的超强吸纳能力，可能会让西方国家进入到去工业化的状态，从而破坏其内部的社会均衡，引发一系列政治层面的反弹。在非西方国家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状况。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现一个向前环环推导、环环演进的线索：首先是中国的超大规模使自身成为世界工厂，导致全球经贸循环的变化，出现双循环结构，中国成为枢纽性的节点。这样一个经贸结构的变化，又导致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空间的不重合，进一步开始引发贸易战。贸易战以及各种地缘冲突所带来的压力，又反向传导，使中国企业不得不通过“出海”加以应对，这是全新的一个全球秩序演化逻辑。

在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能够往外转移出去的，基本上都是组装环节。因为中国产业规模太大，没有任何一个市场能够完整承接下其供应链网络，大多只能承接一小部分，缺乏规模效应，成本控制能力就无法与中国相比。因此，组装环节转移出去有助于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使贸易仍然能够继续，同时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使综合成本控制能力仍得以保障。而组装环节向外转移的过程，又使中国以外的国家工业生产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增长。此前的贸易战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长遇到问题，但在新一轮贸易战中，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效应，反倒使更多国家获得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增长的机会，只是这一机会是由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类似于全球制造业的平台，为所有转移出去的组装环节进行赋能。

企业“出海”设厂，需要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赋能。如果汕头能够实现其产业发展规划，就能在风电“出海”方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平台，具备全球性的杠杆与枢纽性的地位，从而使人类普遍享受到更加便宜的、更加清洁的能源。

进一步来说，因为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调节的是本国内部的宏观经济，当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不再重合，以往能够奏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将失灵。往常以主权法为基础的一系列贸易规则和经济伦理，就会遭到颠覆，需要上升到全球法。

全球法与国际法并不等同。国际法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的法律主体，实际上是在主权法基础上形成的。而全球法不是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而是以所有的个人为前提。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演化，至少有3种要素已经是穿透国界，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的影响，必须从全球法角度才能处理与回应。一是数据。数据是不以任何国界为边界能够被有效管理和应对的。二是病毒或者瘟疫。它也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的冲击力，不会因为国家或人种的不同，就格外开恩。三是气候。全球变暖问题会普遍影响到所有人，冲击所有人。

我们成立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参与者里有一位是许小亮老师，最近几年在从全球法角度开展对上述话题的研究。上面讲到的背景都是经济现实，它必须通过获得法律和伦理的规范形态才能构筑秩序，这种秩序的构建从全球法视角来看应该是怎样的？这部分内容将由许小亮老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