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十八年反思与展望——国电成立时的电力概况

我出生在电力世家，从小就对电力有着深厚感情，从部队复员后就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作，这是我和电力不解之缘的开始。1998年7月，正值国电改革风起云涌之时，我第一次走进国电公司的大门，带领课题组开始为国电公司制作第一个咨询项目，我与国电公司从此结缘。从最初对这个垄断行业的一知半解，到后来对这个行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在这五年中，我总共为国电公司制作了总字数达百万字的八份方案，见证了国电公司从出生时的豪情壮志，到拆分时无奈执行自己死刑的全过程。在这期间，我与众多国电人不断接触，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其中包括国电公司“掌门人”高严、四个部长级副总和“五大金刚”式助理，他们既是我进入电力行业的引路人，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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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我与电力的历史情缘

1956年4月，我出生在石景山发电厂医院，从小在石景山发电厂和高井电厂的电力环境中长大。我的父亲刘松龄是石景山发电厂的工程师，也是当时检修车间的主任。在那个时期，电厂重要且数量少，是国家重点保卫单位，有解放军站岗，孩子们进不去。为保证发电，电厂的工作非常紧张，也特别艰苦。我的父亲一直是厂里的劳模，工作中的废寝忘食导致过度劳累，在他50岁时就罹患肝癌过世了。我的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我当时只有10岁，弟弟也才8岁，父亲的老朋友杨其淦于是肩负起替老朋友抚养遗孤的任务，他也是石景山电厂的高级工程师。以后我的杨叔叔成了我的继父，他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修的是电力专业，学问渊博，是我了解电力的启蒙老师。

石景山发电厂的前身是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成立于清朝末期（1905年），是中国最早的发电厂，主要为清朝宫廷里的照明发电。1980年石景山发电总厂成立，下设石景山发电厂、高井发电厂、京西发电厂等，成为北京市最早的主力发电厂，被喻为北京的“动力之源”。

石景山发电厂曾涌现了很多电力行业的名人，后来向全国输送了大量骨干力量，像李锡铭（1957年任石景山发电厂党委书记）、张桂楠（1953年任石景山发电厂厂长，原北京电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震（1978年任石景山发电厂厂长）以及听母亲讲的我父亲曾经的“徒弟”潘燕生（原华能集团副总经理）等，他们在全国电力行业中都是为人熟知的。李锡铭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20世纪50年代初就到了石景山发电厂，在那里一工作就是二十几年，对电厂和工人们的感情都很深。1975年后他就从石景山发电厂直接调到了水利电力部担任副部长，后来他还做了国家领导人。每当我回顾小时候那段历史，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经常在家门口或楼梯上看到李锡铭、张震他们从厂里下班回家。记得我的母亲曾经指着在楼下路过的李锡铭书记说：“你看他连走路都在思考。”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75年我高中毕业入伍参军，1978年复员回京后就分配在北京石景山的高井发电厂输煤车间工作过一年，做了一年多的电气检修工，这样的环境和经历使我对电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情。

石景山发电厂在当时装机容量并不是很大，我印象里也就是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后来我工作过的高井电厂也只有4台机组，每台10万~15万千瓦的装机容量，总计不超过60万千瓦的容量，但这在当时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了。在我的记忆中，刘少奇、朱德等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来视察过石景山电厂。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视察了当时名气很大的石景山发电厂红旗民兵团，视察时他说：“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那时你们手里的枪就可以去打野鸭子了。”“打野鸭子”这句话出自一个名为《千万不要忘记》的话剧，这个话剧在当时非常有名，我就是在石景山发电厂的礼堂里看的，剧情主要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丁少纯谈恋爱后忘了本，不努力工作去打野鸭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岳父岳母还给他买了一条148元的毛料裤子，这148元在当时相当于一级工程师的月薪。而我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作时拿的是二级工的工资，也就42.5元。因此，有句话叫做“穿着毛料子，去打野鸭子”，意思是说这个人忘本，警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普天下受苦人。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也说明了石景山电厂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电力的重要性，有史以来电力系统职工的待遇就是产业工人中最高的，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转业到石景山发电厂，拿的是二级工的工资，标准是月薪42.5元，这比邻居的首钢二级工人的工资还高出1块钱。发电厂不仅有自己漂亮的医院、篮球场，还有很大的礼堂。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去礼堂看电影，每张票只要5分钱。有一次看见很多人都往礼堂涌，我以为又要放电影，于是就偷偷地溜进去，之后才发现是时任北京电管局局长的李鹏同志来视察，并在礼堂里给全厂的干部做报告。我至今难以忘却，他当时在报告里讲的都是国际形势，好像谈的是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苏修等内容。后来有一次在深圳参加会议，一位央行领导问起我：“有人说你是李鹏总理的人？”我听后愕然，随之笑道：“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这从何说起啊？”这位领导之所以这样问我，一定是他听到了我与国电公司之间有过多次咨询合作，看到了我写的一些有关电力的文章，所以才有此推论。今天回忆起来，如果说我跟李鹏总理连面都没见过并不准确，儿时我在台下确实是见过他一面。

回顾这段历史是要向读者表明，如果在本书中大家觉得我对电力系统有特别的观点倾向，对电力人有特别的情感，那是因为我在走进国电公司大门之前，相比一般人就和“电”有了这样的特殊历史情缘。

第二节应邀制作职能机构改革方案

一、背景介绍

国电公司诞生于新旧体制激烈碰撞的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政府机构大改革和企业组织结构深度调整。1996年12月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组建国电公司的通知》（48号文件），同时公布了《国电公司组建方案》及《国电公司章程》。1997年1月6日，国电公司正式成立，并与电力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双轨运行，由于是原电力部改制的公司，在管理体制上承袭了电力部，仍然履行着政府对电力行业的管理职责，其管辖范围内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占全国电力行业的半数以上，在行业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国电公司的改革走向直接关系着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原电力部的电力改革设想曾提出“老四步走”的规划：第一步，成立国电公司，短时期与电力部以“小部大公司”模式“双轨”运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电力部暂代行无法甩出的行政职能，并逐步萎缩；第二步，在双轨制模式下，国电公司则进一步明确与所属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5大区域集团、7家独立的省公司和系统内3000多家（包括发电、电网等辅业）企业之间的产权归属关系，并在转型后按公司运转方式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第三步，完成国电公司实体化；第四步，建成符合国际惯例的国电公司。

1998年3月19日，电力部将其最后的科技、安全、基建等行业管理职能移交给经贸委电力司，随后被正式撤销。而国电公司制作脱离政府序列并开始单轨运转模式，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中以陌生的企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探索前行。

1998年7月我接到给国电公司咨询方案的邀请时，国电公司已完成第一步运作，电力部被撤销，国电公司开始以独立的公司身份进行第二步改革前的理论探索，踏上公司化改组和实体化运作的市场化改革新征程。

我当时是北京标准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北京标准咨询公司是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亲自批准组建，由原国家体改委下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中信（集团）公司等八家机构出资设立的一家咨询公司，专门从事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公司管理和企业投融资等咨询工作。我本人1986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该所担任学术秘书，1989年4月后调离工经所，先后担任中信国际研究所公司与市场制度研究室主任、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一直从事股份制和大公司管理方面的研究。

我接到国电公司咨询方案的邀请时，还是一个电力及其改革领域的“门外汉”，从未制作过电力方面的咨询方案。但是两段重要的情缘成就了我与国电公司的缘分：一是如上所述我生于电力世家，我的父亲、继父、哥哥都在电力系统工作；二是与此相关我结识了一些电力系统的朋友，他们促成了我与国电公司的咨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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