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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能源、环境与社会:限制煤电基地扩张非常必要!

2016-05-23 09:52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关键词:火电电力行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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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电的风险及风险管理

继水电之后,核电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受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而一度中止审批的核电,近年来重又升温: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将2020 年的核电装机容量从此前确定的4 000万千瓦提高到5 800 万千瓦( 另有3 000 万千瓦在建) 。

而截至2015 年9 月,全国已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达52 座。另据预测,到2030 年,将有110 多座核电站投入运行。

这种跃进意味着什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亦楠教授( 能源政策) 着重分析了它的安全风险。她首先对核电的属性做了澄清: 核电并非清洁能源,国际上对它的定位是低碳能源,而不是清洁能源。

核能产业链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产业和工程的巨大风险,因此,核电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必须基于核电产业链各个环节———设计、制造、调试、运行、管理维护和事故处理、关闭———的能力是否协同发展。

以“总体安全观”审视国内核电产业,会发现4 大短板: 天然铀资源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核电人才短缺,安全监管能力滞后于核电扩张速度,核废料处理能力严重不足。

而核废料处理和电站退役是许多国家的危险重负,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绝对安全的处理方法。

她强调,谈核电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不能不考虑全寿命周期的运行和处理代价,更不能抛开关闭和核废料处理的问题,而国际上3 次重大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多数发达国家开始减少或放弃核电,中国高层也强调“安全至上”。

王亦楠认为,对核电安全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内陆核电: 除新、藏、青、宁、内蒙古、晋、滇等省份之外,目前所有的内陆省区都部署了核电项目,其中绝大部分在长江流域。

在她看来,中国发展内陆核电存在先天性的重大缺陷,将进一步放大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原因是多数核电站厂址条件与欧美的情况迥异: 地震风险大; 平均风速和静风日数等气象条件更为不利; 缺少足够的冷却水,将加剧水资源短缺; 比邻大江大河或重要湖泊,周围人口稠密。此外,拟采用的AP1000 技术尚无实践验证,关键设备试制还未过关。

她为此提出了“不能回避和含糊的10 个关键问题”,包括核电部署必须有禁区,内陆敏感地区不宜启动核电站建设; 不能只讲技术的先进性而不讲其成熟性; 相关行业和机构承诺的所谓“更安全”不能只是基于理论计算的概率安全,必须有可靠的论证依据和过程; “安全论证”不能排斥不同意见和闭门讨论; 不能只谈核电应对能源需求和碳减排的作用,而不谈一旦发生核泄漏如何应对。而为了强化核电业界的责任意识,她还建议要建立“终身追责机制”。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有风险就不去做吗”的质疑,王亦楠回应: 并不是有风险就不做,而是风险太大,大到可能无法承受,“连核安全局的人都说它是人类搞出来的最复杂的工程。技术上不成熟,法律和管理上有许多漏洞,都不足以让人有信心”。推进核电不应把公众排除,然而有核电专家认为: 公众的科学素养太低、存在认识误区,是核电发展的障碍。

上海大学的刘春燕教授( 环境社会学) 对此发表了“科学需要反思———如何看待民众的核恐惧”的报告。

她指出,专家的风险评估与普通人的风险感知背离是普遍现象,前者通常被看作是经过计算的技术评估或客观评估,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仅靠日常经验、零散知识甚至“谣言”获得,并受到对科学的“污名化”和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影响。

针对“理性的科学与感性的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解释以及核电的高度专业化与公众质疑的有效性问题,刘春燕认为,由于科学存在着未知领域和风险的多样性,专家难以避免普通人的弱点,也会陷入路径依赖、认知盲区或赌徒谬误,而利益、价值取向乃至心理学机制的影响,容易使专家“言行不一”,也即在评估时判断是低风险,但作为普通人选择时却更加回避。

与此相对,公众中也有较多的“专家市民”和“理性市民”,前者会从不同的科学的角度表达质疑,后者则以其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去洞察科学决策的非科学因素———如行业和职业背景左右着专家的实际选择。

刘春燕进而指出了核电风险评估的局限,“专家强调的主要是生产过程的安全,可谓生产的科学,但此外还有影响的科学。生产的科学没有充分考虑生产所置身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实际操作运行中变数很多。

有人说中国的核能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没有出过二级以上的事故,那是因为从没遇到真正的考验。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一些核电专家站出来说,当真正遇到考验时,过去所有的安全保障措施都不起作用”。

针对“自然界的辐射和医学X 透视对人的伤害远高于核能”之类的辩护性言说,她强调: 核电事故的确是低频率,但切尔诺贝利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故显示,一旦出事就难以收拾,“核事故的可怕不仅在于其巨大的伤害力,还在于总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袭来”。

刘春燕还提醒,核电的成本核算方式影响到安全系数,“有院士宣称中国的核电成本很低,因为我们降低了标准。平均1 度核电4 毛钱的算法,没有考虑后期处理的代价。没有把核电的生产和处理过程中很脏的一面呈现给公众,但后期的问题恰恰最关键。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湖南桃花江项目将地震防护级别从八级提高到九级,投资立即增加了15%,说明追求安全的空间非常大”。

进而,在她看来,核电的巨大风险和科学的局限意味着公民参与的重要,“风险决策及管理的关键是科学决策和民众参与,虽然前者处于支配地位,但后者是风险社会的内在要求,民众参与风险管理可以防御伪科学,有助于提高安全系数”。

核电的风险同样受到许多与会者的关注。东南大学的刘魁教授( 科技哲学) 认为它包括4 个方面: 设计和操作中的技术风险、生产运行中的管理风险、各种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风险以及所有这些都最终影响公众安全的社会风险。

原标题:【深度】能源、环境与社会: 从乡村社区到全球
投稿与新闻线索:陈女士 微信/手机:13693626116 邮箱:chenchen#bjxmail.com(请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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