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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核废料处置埋单?
“乏燃料的后处理和处置花费惊人,不是哪一家企业想做就能做的。”王驹对记者说。
美国预计将于2018年建成的处置库整个计划需近1000亿美元,经费主要来自电费的提成,每年约能收取6亿美元。在瑞典,则由核电站出资成立的“瑞典核燃料与废物管理公司(SKB)”负责地质处置工作,由国家监管,大家分工。
而在中国,尽管地方政府及各大核电集团、电力集团都抢建核电站,核废物处置却鲜有人过问。垄断体制下的产业巨头博弈也是阻碍乏燃料后处理和最终处置研发与产业化的重要原因。
西北处置场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简称中核集团),业务指导归其直属子公司——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关系归404厂。北龙处置场为商用处置场,其经营主体为清原公司,但投资方却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简称中广核)。有媒体报道说,1998年,中广核花了8000万元建成了北龙处置场,但由于当时的主管部门下发了两张建设许可证,分别给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其实际管理权至今仍未划清。
2007年6月,原国防科工委联合国家环保总局欲筹备一家核废物处置股份公司,由中核集团、中广核、中电投、华能、大唐这五家主要核电企业共同投资。然而,由于中核集团与中广核对控股权的争夺僵持不下,这家公司胎死腹中。
高放核废物处置项目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高放废物处置方面的研究经费来自国防科工局的拨款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部分技术支持。王驹认为,这并不是一种长效机制。据了解,我国“十五”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平均年度经费仅为400万元左右。“十一五”虽有增加,可达到年均1000万元的强度,但仍然很低,远不能满足相应需求。
对非军工设施高放废物,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做法是,在废物生产者仍在运行时就收取费用,以供将来长期管理的营运之需。根据谁产生废物谁负责治理的原则,多数国家都要求废物生产者提供废物处置的资金。
筹资机制主要有两种:基金制及储备金制。基金制采用收取年费的办法。储备金是废物生产者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计价办法,自己测算每年储备金数量,按年度注入自己财务系统中独立的储备金账户中。
中国还没有建立从核电电费中收取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所需资金的筹资机制。“处置一台百万千瓦机组运行60年产生的1320吨乏燃料,所需的处置费用约为21.4亿元人民币,约占其总收入的1.2%,完全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潘自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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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介绍,“十四五”时期,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进展超过预期。“十四五”规划把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加上大型LNG运输船全球领先;全球第一座第四代核电站石岛湾基地投入商业运行。“用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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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而言,重启核电事关重大。一方面,日本是个资源匮乏国,地理位置极大限制“风光”资源的开发,全面抛弃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核能,并非最佳选择;另一方面,如果要重启核电,日本政府势必应肩负起领导和监管责任,尽快出台老旧核电设施退役、核废料处理等关键问题的指导政策,否则不仅无法重塑国民信心,甚至还会拖累核能产业的后续发展。
据报道,中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11日在四川广元正式投运,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对中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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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据西南科技大学官网消息,西南科技大学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将于近日举行学术报告。
文章摘要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低放废物处置工作严重滞后于核电发展。目前在运核电厂90%以上低放废物仍然滞留在核电厂临时贮存设施内。积存的大量放射性废物不但影响核电厂的正常运行,增加环境风险,而且进一步加剧公众对核电安全的担心。为了突破困局,凝聚行业共识,有效推进低放废物处置工作,中国核
据朝日新闻11月18日报道,经济产业省官员终于启动了为高放废物建造最终处置设施的多阶段进程,但他们可能面临北海道知事的阻碍。日本经济财政大臣11月17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开始将北海道的寿都和神惠内村这两个小城市作为核废物最终处置库候选场址。NUMO于2002年就开始要求日本各地市政当局提交作为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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