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物联网创新战略

邬贺铨同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进行反思，一方面加强对金融的严控，另一方面，就是重新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邬贺铨介绍，美国现今注重实体经济并不是还原回原有的实体经济，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做实体经济。例如IBM，它已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其服务业产品早已超过其的制造业，它已从另一个层次上重振制造业的发展。

邬贺铨还向记者指出了一个趋势：欧美国家重振制造业并不是把简单的加工重新拿回，而是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的商业模式，继续掌握大部分制造业的附加值。例如，当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取代日本，成为出口第一大国，但液晶电视中最重要的屏幕的核心技术仍被日本掌握。那么当生产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怎么能够保持高增长，对于我们来说将会是重大挑战。

“自从移动互联网终端出现，传统的电信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例如：诺基亚从当年全球第一的企业，5年市值缩水近90%；黑莓在三年之前仍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企业，而现在却面临一分为二，卖掉手机制造业务。”邬贺铨说，原来我国手机可以占到市场一半，现在，或许产量还能占到一半，但是从利润来说微乎其微。值得注意的是，苹果虽然销售额只占到全球手机销售额的6%，但是利润却占到75%，苹果与三星两个品牌几乎占到全部市场利润的95%。我们应该认识到，很多企业陷入现今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成功的时候低估了不转型的风险，认为不做改变也能维持现状，谁知如今淘汰迅速，一步落后，就很容易遭到淘汰。

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

在谈到创新时，邬贺铨首先提到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他介绍，7月6日举行的科技创新大会规模之大、层次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国家现在对创新的重视，也显示出各界对我国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期待。

在谈及如何进一步促进创新时，邬贺铨认为除了加大科研经费，还需要对创新理念、创新机制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他说，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加大，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带动创新能力的飞跃。特别是创新应有预见性。比如说，我们电视制造世界第一了，国外生产液晶电视，我们也开始生产液晶电视了，国外又开始生产OLED电视了，总慢别人一步。在很多领域我们都在重复这样事情，所以未来我们应该重视颠覆性技术的研发，避免走国外的老路。

“过去两化融合速度较慢的根本原因是，不能把各类人才很好地结合。”邬贺铨认为，懂得信息技术的专家，他不一定懂得行业，懂得行业的专家，不一定懂得信息技术，但往往部门所有制会割裂这些结合。例如发展智能电网，若电力公司不欢迎做信息化的人加入，就很难完成，因为虽然它也有这方面的人才，但单靠这些人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就很难达到目标。

邬贺铨认为，在国家的创新战略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教育体制。我们的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专业划分细致，再加上是应试教育，往往导致学生失去探索其他学科的积极性，思维难以开阔。创新是需要开阔的思维的，他所利用的知识也多是多个专业融合，例如，新材料需要信息技术，但绝大多数人才，只是专攻了其中一面，因此，这方面的人才缺乏。

他建议，从教育上我们能不能创造更多的交叉开放学科，尽管已有很多学校(工农商医等)进行合并，但没有做到真正的学科交叉。

在科研方面，邬贺铨认为，尽管我国科研经费总量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可以集中进行重点项目科研。我国的现状是人均科研经费不足的同时，科研力量还很分散，因此科研方面就无法形成合力。他认为，未来我国科研项目应集中力量搞精品，减少因为项目同质化而造成的资金浪费。

另外，他还建议对重点项目应有意识地进行国家布局，例如，材料基因组、合成生物等，这些美国都已列入了自己的国家计划。

对于如何抓住机遇，邬贺铨表示，在产业链条上，应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创新。他介绍，国外一些大型企业可以保持其创新能力，并不是完全依靠自身，而往往是通过收购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输入新鲜血液，利用自身的品牌效益和市场能力，把创新很快推广至市场，形成产业化。而我国的企业却很少因为创新而收购中小企业，与此同时，国内的中小企业也多愿选择白手起家，从小进行培养。

往往具有这种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技术专家，它可以开发出技术，但是真正把技术推向市场，并不是技术专家的长项。另外，在将技术变为产品时，需要更多的投资，而中小企业后期贷款不易，往往项目只能不了了之。在这时，很多国外的企业就利用这个契机对我国专利技术进行收购。

事实上，虽然大企业会申请很多专利，但创新性并比不过中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使大企业与小企业更好地结合？

在谈及推动创新时，邬贺铨还介绍了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介绍，台湾工研院的制度是：所有科研费用只有一半来自政府，另外一半来自企业。“这就意味着，科研院所从企业拿到更多的钱时，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也会有所提升。那怎样从企业得到资金？除了可以转让成果，还可以同时提供技术与人才。政府所追求的不是成果转让的所得，而是成果转化成产品后，企业利润的税费还给政府的大循环。这时，企业不仅可以生产产品，而且获得了技术，知道怎样改进产品。”邬贺铨说，目前国内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只是“小循环”，只转移成果，不转让技术。而企业并不了解其中技术，之后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因此很难和科研院所形成良好的产学研互动关系。

“有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有些企业只是创新投入、应用成果的主体，因此，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中间环节。”邬贺铨说：“我认识一个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之前他在研究所工作，我问他是不是大学的收入更高，他回答，"不，研究所的收入更高，但大学受人尊敬"，"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作为桥梁沟通企业和大学"。如果一个大学教授有企业的背景，科研和应有就会有紧密的结合。而目前，我们的大学缺少这样的专家。”

产学研结合，不是简单地把研究所变为企业，而是应当起好桥梁作用。邬贺铨认为，现在除一部分大学专做研究外，绝大部分大学应面向企业，真正做到产学联动，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对于考核，他指出，现阶段评教授等职称不是根据其创新、专利对现实产业的帮助，而是根据论文等判定，因此，科研人员多数没有将专利发明转移到实际应用上的动力，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做一定的转变。

邬贺铨同时提醒，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产学研一体化应该保持理性，不要一哄而上。对我国目前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他介绍，2009年时，物联网更多地停留在概念上，各地一哄而起，认为物联网是个金矿，门槛低好进入。事实上，物联网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外也是。物联网产业目前可以带动一些元器件和设备的生产，但实际上物联网产业更像是服务业，间接效益远远大于直接效益。之前外界对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的估值，最高的达到上万亿元，但其实短期内还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邬贺铨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退出了。但这反而有利于物联网产业的发展。目前，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到了需要探讨商业模式的阶段，比较好的应用是结合我国的智慧城市的建设。发达国家也在搞智慧城市，但数量少，规模小。我们现在有几十个大中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推进效果要优于国外。这是因为，各地政府目前高度重视社会效益，在城市安全、交通出行、安全生产、医疗健康等方面，对物联网有切实的需求，这使得物联网在这些领域发展迅速。但目前，这些领域的物联网发展，也仅仅在感知层面，即收集数据，还没有上升到分析数据的层面。从这个层面讲，我们的物联网产业，还未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