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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与信息化部承担核工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职责,下属国防科工局组织实施军品、军转民发展规划、重大民品项目以及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除核电管理以外的职责,是铀资源、核燃料、核技术主管机构。
工信部主管的国家原子能机构负责研究和拟定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政策和法规、发展规划、计划和行业标准;负责和平利用核能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论证、立项审批、负责监督、协调重大核能科研项目的执行;实施核材料管制、核出口审查和管理核领域政府间及国际组织间交流与合作,对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活动。
成立于1984年的国家核安全局现隶属于环境保护部,主要负责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拟订有关政策、规划、标准,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监督管理核设施安全、放射源安全监督管理核设施、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污染防治,对核材料的管制和民用核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对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实施监督管理。
经过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能源局承担核电管理职责,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组织实施核电自主化工作,拟订核电发展规划、准入条件、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提出核电布局和重大项目审核意见,组织协调和指导核电科研工作,组织核电厂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
此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其他部门诸如负责指导核工业科研工作的科技部,对放射源使用进行监督、放射性药品和生物制品的药品生产企业认证的卫生部,承担放射性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对外合作区块的审核和监督管理的国土资源部,负责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的公安部,以及教育、商务、劳动、交通、运输、铁路、民航和各级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部门均享有相应的职权。总体上看,涉核政府部门之间职能设置还不尽合理,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划分不清、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等问题。这种“九龙治水”式的核工业管理体制难免存在缺位、错位、越位现象。
而核能基本法的长期缺位,或者说机制存在的问题(通俗点讲,‘机’指机构,由谁来管,‘制’指规章制度,要按照什么制度来管理),反过来又会造成各部门机构在核电建设时争夺权利,事故发生时相互推脱责任的乱象,继而导致对核安全监管大打折扣。法律空白与机制不顺产生的观念隔阂相互影响,形成一处死循环。
挑战重重
与其他立法类似,原子能立法采取的也是委托立法的方式。负责起草法律文本的部门,也就是未来依据此法对本行业进行主管、监督的政府部门。因而在立法过程中,起草者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给自己留出比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或者直接进行自我授权,实现立法寻租。被监管者的权力和利益则往往被忽略、疏于考虑。于是,在监管的权力、责任与企业的权力、义务之间,时常出现不对称的局面:监管部门权力很大,而责任很小;企业则是义务多多,而权力很少。
众所周知,一部法律一旦关系到主管、监管部门的权力重新分配以及几大行业垄断巨头的切身利益,它的问世就注定会变得异乎寻常的漫长起来。
2011年3月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加速了我国原子能法的制定、出台。同年5月,核能行业协会在工信部的委托下举办项目启动会议,开始着手准备起草原子能法草案。尽管一系列积极的信号表明起草原子能法已经被提上政府的议程,然而摆在起草者面前的,依然是挑战重重。
首先,关于原子能立法,行政主管、监管部门和学者对中国的“立法模式”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考虑到法国等国家也没有颁布“原子能法”的情况。其次,大力发展核能以满足更多、更好、更清洁的能源需求和强调核能安全二者的平衡问题。再次,如何处理原子能法草案跟现行以及即将颁布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关系。
例如,原子能法起草组需要处理由环保部执行的2003年《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当前由似乎更重视鼓励核能发展的工信部牵头的《原子能法》的关系。再如,如何处理原子能法草案跟拟定中的《能源法》的关系以及和现行的《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衔接。此外,受困于日本的核事故带来的不良影响,如何引导目前公众对核电发展的看法也是重要课题。同时,缺乏对核能技术方面和法律方面都有深入知识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为起草过程提供支持,也是影响立法工作的难题。
总之,福岛核事故带给我们的反思不应戛然而止,单纯的技术考量无法承担核能安全的全部责任,法律政策体系建构必须提上日程。尽管中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并不逊色,但是在核政策与法律制度方面,核领域基本法律(原子能法)的缺失、涉及整个核能产业发展的产业链上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在核电安全管理方面专门性立法的停滞不前等,都难免造成政府在对核能安全的监管上力度不够,甚至在某些环节上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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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24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AI大模型已完成DeepSeek的全面接入,实现了DeepSeek模型的本地化部署。中广核AI、“云中锦书”等大模型构建稳步推进,核电智慧运维水平显著提升,“智慧工地”系统建设精准升级,一批高价值的“AI+”典型场景应用在中广核清洁能源发展各关键领
此次获得核准的中核集团三门核电项目5、6号机组,将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单台机组额定容量121.5万千瓦,设计寿命60年。项目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2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00万吨,对于优化长三角地区的能源结构、确保电力供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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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当地时间4月18日,中国出口海外的第二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3号(K-3)机组正式通过最终验收。至此,华龙一号海外首个工程两台机组(K-2/K-3)全部交付巴方,再次验证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技术成熟性和国际市场适应性,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可推广的清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能源
2025年4月11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第53期“CNEA国际天然铀价格预测指数(2025年4月)”。一、短期-月度现货价格预测指数(月度更新)上期预测结论是:利空与利好因素影响参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酝酿市场观望情绪,一是美俄关系逐步改善后,美方可能放宽对俄浓缩进口豁免
据CNBC报道,今年秋季,密歇根湖畔的一个核电站有望创造历史,成为美国首个在关闭并计划最终拆除后重新启动运营的反应堆。(来源:国际能源小数据作者:ESmallData)帕利塞兹核电站位于南黑文附近,该核电站在三年前关闭,此次重启行动是一次开创性的事件,可能会为其他已关闭的反应堆重新上线铺平道路
越南《越南快讯》11月13日报道,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在12日下午的听取国会质询后表示,政府已向主管部门提出重启发展核电并已获批。报道称,越南重启发展核电的首要原因是确保能源安全。越电力需求年均增长10%,为保持GDP增幅达6.5%-7%,到2025年电力需求增速将达12%-13%。工贸部9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2
近年来,日本不断计划提高核电比例,但重启审查的长期化,让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近期,日本敦贺核电站2号机组申请重启受阻,围绕机组下方地质断层是否活跃的争议已持续超10年,重启审查成为一场“持久战”。与敦贺核电站面临情况类似,多家日本核电站都陷入关于地震和海啸带来的安全争议,重启面
日本政府的能源政策旨在通过降低电力、工业和交通部门的排放量,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即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在电力部门,政府政策设定了2030年的目标,包括加快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加核能发电的使用,以及减少化石燃料发电的使用,但能源安全考虑可能会影响电力行业脱碳的进展和步伐。(来源:国际能
尽管经历能登地震后,日本民众对核电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但日本重启核电的步伐并未停下,多个核电站都在推进重启工作。而与此同时,日本核电站的退役却十分艰难。3月19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与日本新潟县知事进行电话会谈,寻求当地对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的理解。据了解,柏崎刈羽核电站此前曾因
随着风电和光伏在发电量中所占比例持续增长,发电过剩和短缺的变化或将从到每小时或每日扩展到季节性时间尺度。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季节性变化意味着在电力系统中,全年都需要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资源。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题为《管理可再生能源的季节性和年际波动》的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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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核电新政的分析与思考周杰(国际清洁能源论坛(澳门)秘书长、武汉新能源研究院研究员)在福岛核泄漏事故12周年之际,日本核电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将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长期坚持的“尽可能降低核电依存度”原则,转变为“最大限度利用核电”的新方针。加速存量核电重启、突破核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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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欧洲能源危机推动,业界开始乐观押注核能未来,铀价已飙升至俄乌冲突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9月,八氧化三铀的价格在1个月内上涨超过7%,自去年春季以来首次站上50美元/磅上方。市场认为,在铀产能提升有限且库存加速耗尽的背景下,供需缺口将越来越大,铀价还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铀价和铀类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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