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美俄印四大国能源电网合作走向何方？

中印两大“买手”可共建新规则

(一)中印在能源领域中的竞争与共同利益

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总量庞大、国内油气资源相对匮乏，而经济和能源需求增长又十分迅速的发展中大国，贡献了全世界能源消费增量中的绝大部分。 2010-2011年度印度能消费达到5.22亿吨油当量，预计至2016-2017年度，印度能效消费将达到6.81至7.38亿吨油当量，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 迅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促使印度大力寻求长期稳定的能源进口源和安全的运输通道。而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接近60%。因此，两国都在努力争取与中东、中亚乃至非洲油气产区国进行能源合作，积极扩大自身在相关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对于两国来说，扩大与能源产地国合作，几乎都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各半。

以中亚地区为例，中印均与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得两国“找油”方向难免发生竞争。而中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能源出口方向一直比较单一;因此他们将能源作为重要政策工具，既要努力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以保障经济利益，又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加之油气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战略性，决定了中印之间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零和性特征，进而导致两国企业在与中亚能源贸易、上游投资等领域竞争十分激烈。由于中印油气进口源高度重合，两国在中东、非洲能源产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两国企业在中东、非洲能源勘探、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屡屡碰面。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几乎必然要面对来自印度官方和企业的直接竞争。

也要看到，中印在“一带一路”沿线能源领域中既有竞争点，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国际关系实践中，通常很难将两国竞争或矛盾消弭于无形;但将共同任务与挑战转化为合作动力和共同利益从而扩大合作、管控矛盾，却是一条可行路径。

目前，中印在能源领域中面临很多共同挑战：两国能源进口高度依赖中东及非洲地区，并开始从里海、西伯利亚地区大量进口;海上能源通道面临海盗与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陆上油气管线安全维护困难;能源结构单一且均以煤炭为主;能源效率较低;面临“亚洲溢价”压力;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巨大;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利用不足等。中印可选择如供给安全保障、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合作;并将这些合作充实到“一带一路”框架之中，有利于扩大中印共同利益，也有益于提升印度能源自给水平、缓和中印在能源产地的竞争。究其本质，合作是一种调整本国政策使其符合他国利益的行为。中印在关键能源领域中开展合作，意味着联合采取符合对方利益的政策。

推动中印能源供给安全合作

能源供给安全涉及购买与运输两个方面。在购买方面，中印均面临着生产国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挑战;西方大型能源企业、中印两国企业之间也经常展开激烈竞争。西方大型能源企业是中东等主要能源产区的先到者，掌握着大量优质油气田和先进、低成本的勘探开采技术;并且是交易与定价规则的制定者。中印企业在与其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无法得到理想的能源合同;只是近几年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国大型石化企业的崛起对其有所平衡。近年来，虽然中资企业屡屡在竞争中战胜印度企业，但激烈的竞争经常使两国企业付出远超经济成本原则限度的高昂资本，以“天价”获得开采权。这种竞争只会对卖方有利，加之中印在油气定价权中处于弱势又缺乏合作，使而两国在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的同时，还不得不接受“亚洲溢价”。此外，中亚和西亚北非各国国内和地缘政治稳定相对脆弱，中印企业与之签订的开采、贸易合同不得不面对相应的政治、安全风险。

目前，中印两国企业已经开始在第三国协作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如在苏丹“大尼罗河项目”、共同开采伊朗雅达瓦兰油田、联合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的石油资产等。积极推动类似合作，可以减少中印两国企业间不必要的竞争，并有利于达成经济上更为有利的结果。此外，中印作为亚洲重要的能源进口方，若能在国际能源定价权领域积极合作，不仅可以提高两国的整体议价能力、缓解“亚洲溢价”效应，甚至可以为形成亚洲范围的油气输入国集体议价机制奠定基础。短期内，积极推动印度企业参与中国筹建中的“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形成更为公平的亚洲原油定价机制，可作为中印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要抓手。

在运输方面，中印海陆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均面临较大风险。印度洋航线区域国际政治形势复杂、海盗活动频繁。过去三十年，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各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进口市场和比较安全的海上通道。随着美国能源进口减少和中东政策调整，其开始要求新兴国家分担相关安全责任;全球能源投资与海上通道安全面临新挑战。但这也为中印合作进行海上通道安全保障提供了契机;相关合作将有力缓解中国油气进口“马六甲困局”。同时，中印中亚油气管线面临诸多共同风险。共同推动订立管线安全国际条法、合理规划俄—中—印管线，均是两国合作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