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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电调研数据分析

为了探究公众对核电的态度以及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形成机制，避免核电被污名化，课题组于2014年暑期对广东省台山核电站(在建)和湖南桃花江核电站(拟建)周边进行了入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07份，分别覆盖至核电周边5公里(108份)、20公里(101份)和30公里(94份)居民圈。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距核电站距离、用电比重、核知识水平、补贴、信任程度等都会影响民众对核电的接受意愿，具体特征包括：

一是公众对于国家发展核电项目的原因基本有正面的认识。超过80%的民众认为国家发展核电项目能够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电力、以及实现减排和治理温室效应。但仍有两成民众对国家发展核电的原因不甚清楚，部分认为是国家命令、面子工程。

二是公众对于核事故持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忧患意识。40%受访者明确表示核电站是不安全的，34%受访者则认为是安全的，而26%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更多的民众相信这句话：核泄漏事故不发生时核电站则是百分百安全，而核泄漏事故一旦发生核电站则是百分百不安全。

三是公众对于核电站确实具有比较明显的邻避情绪。尽管有51%的受访者对国家发展核电持支持态度，27%持中立态度，但对于是否可以在家乡周边建核电站的态度却有明显的差异。在家乡周边建设核电站的支持率要比远离家乡建核电站的支持率低出22个百分点。

四是公众对于核电接受度随距离呈U型曲线。调查发现，核电站“生活圈”居民接受度并不像“国土圈”，离核电站越近的公众对核电建设的反对声音越大，而是呈现出U型曲线，即距离较近(5公里)和距离较远(30公里)的人群对核电的支持度都比较高，但距离适中的人群(20公里)支持度却很低。究其原因，一是利益分配和收益的差异。5公里以内的居民不仅可以获得迁移补贴，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工作岗位，收入得到较高的保障。对比观之，20公里生活圈的居民受益呈现大幅度递减，30公里及以外的生活圈受益几乎为0。二是主客观风险认知的差异。随着核电建设生活圈从5公里向外递延，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不断递减，5公里圈的居民得到了大量的知识宣传，而20公里和30公里几乎没有得到宣传教育，这引起了主观和客观风险感知的差异。

五是公众对核电技术水平认知不清楚。高达43%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这方面内容，32%认为我国核电站技术运营水平较为一般，5%认为我国核电运营技术水平落后，而认为运营技术水平很高的受访者仅有18%。

六是核辐射相关知识、核防护措施和核废料的了解程度有待提高。高达76%受访者认为辐射对人体始终是有害的，只有11%认为辐射的有无害程度取决于吸收的辐射剂量和强度。75%受访者并不清楚核辐射作用机理和危害，具有客观认知水平的受访者在总体中所占比例仍是比较小的。

七是核电建设宣传效果一般，公众参与度很低。总体上看，政府相关宣传做得并不到位，有77.74%的受访者没有听说过政府进行过相关的宣传，7.31%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只有14.95%的受访者知道政府进行过相关宣传。参与度方面，约有90%的受访者表示核电站建设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

四、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核电项目涉及政府、投资方、当地社区、社会公众、自然生态环境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由于风险的长期性、权责的不对称不匹配，反对核电发展的声音还是相当高的。我国对大规模建设核电项目，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为了加快核电发展的进程，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坚持核电建设市场与政府相结合，降低成本收益的不确定性。为促进环保建设，政府一方面需对大型核电项目给予政策优惠，降低投资者的贷款利率。另一方面设置保险制度，分散核风险成本。其次，核电项目建设及运行期间则需要以市场供需而定。在供需平衡的情况下，核电行业上游原材料价格以及下游核电定价能得到逐步的精确化，进而保障核电项目的数字化运行。

二是加强核安全文化宣传，加大对核电科学知识的普及，增强社会可接受程度。政府与企业相关部门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核电安全知识，促进核电知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进而消除公众的疑虑，降低对核电建设的排挤。与此同时，在核电建设前要征集公众的意见，加强公众对核电建设的参与度;并竭尽全力帮助核电站以更合适、更恰当的方式惠及当地居民，还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重大过失。

三是政府要给予承诺，出事直接封堆，减少公众风险恐惧程度。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大力发展核电站，就规定如果出现核事故，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一规定大大促进了美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我国政府也应给予坚定的承诺，出事直接封堆，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公众对于核事故的恐惧。

四是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转移支付和话语权。央企的项目，地方上获得的税收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大部分都交给自治区以及中央政府了。同时，在这种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上，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发言权，自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中电投合作开始，白龙项目的全部决策过程，防城港市几乎没有参与。与财政收入不对等的是巨大的维稳压力，尤其是敏感的核电项目，基层官员承受的维稳压力更大。中央政府应考虑从财政收入以及话语权上向地方政府做适当的让渡。

原标题：核电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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