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核为伴 以身报国

 7月28日下午，刚下飞机的胡思得院士来不及拂去身上的疲惫，就来到了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中心会场，与山西媒体记者探讨交流。

初见胡思得，《科学导报》记者发现他个子不高，衣着朴素，说着一口带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慢条斯理，言谈举止间流露着儒雅与谦和，处处给人平易近人之感。他谈起中国的核科学事业，滔滔不绝。胡思得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工作了一辈子，他的脑海里有太多太多关于中国核科学发展历程的难忘记忆。

阴差阳错学了物理

“我的名字是父亲请一位老先生取的。”胡思得告诉记者，“先生说《论语》里写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思得二字便由此而来。”

胡思得回忆自己小时候很贪玩。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小朋友一起钓鱼。3尺钓竿，一根丝线，大家盯着水面的浮标，很是无拘无束。那时候，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也不用心写作业。每天早上，邻居的小朋友已经开始晨读了，可胡思得还在酣睡，故成绩很差。

所幸，小学毕业后胡思得进入浙江省很有名的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这所学校施行“宽进严出”的政策。初一的时候，胡思得因考试不及格留级了。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时，学校里召集学生报考军事院校，胡思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却不曾想因为鼻子的健康问题而落选了。情绪低落的胡思得开始渐渐觉悟，既然参军没有指望，我就必须好好读书，为国家效力!临近毕业前，奋发图强的胡思得最终跳回了最初的秋季班，顺利毕业。

高中时期，数学老师把班里的学生分了3个组，胡思得被分到了最差的3组。但在一次考试中，胡思得竟然考了全班第一，成了老师标榜的榜样。这一次，胡思得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要经得起老师的表扬。”胡思得笑着对记者说：“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表扬的。”从那之后，学习对于胡思得来说不再是负担，而成了一种享受。

高考填报志愿时，胡思得原本想把数学作为第一志愿，但高考时几何题没有做好，数学成绩差了些，可物理却考得出奇地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胡思得被录取到了物理系。他说：“我觉得能与物理结缘，是件很幸运的事。”

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期间，胡思得人生最有意义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独立思考。临毕业前的那段时间，许多同学都去大炼钢铁。校领导考虑到学校要筹建核物理系(后称物理二系)，决定把理论物理专业的毕业班同学留在学校，筹建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设计实验。胡思得和小组同学一起去拜访了卢鹤绂先生，请他指点。“卢先生推荐我们做记录宇宙射线粒子用的小气泡室。”他说，“气泡室里放进酒精或乙醚等液体，然后在高压下加热至沸点，又立即降压。但如果此时有宇宙射线粒子打进来，粒子所过之处受到扰动而汽化，就会形成一个轨迹，根据这个轨迹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粒子了。卢先生说他也只知道这些，其余的要大家自己去摸索。”

经过短暂的调研，胡思得小组制定出了实验方案。“在蔡祖泉老师的安排下，有一位年轻的师傅帮我们吹了许多玻璃的气泡室。做实验时需要有降压、照相等一些关联的动作，本来这些动作的配合要求是非常精细的，但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靠手动。几个同学在统一的号令下操纵开关。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一共照了几百张照片，基本上都是空白，但有一次照到一张有很漂亮直线的照片。还有一张比较模糊，似有似无的样子。这两张照片给大家带来不少快乐和鼓舞。”胡思得现在还记得他们做的第一个实验。

“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意义不是气泡室实验本身，而是培养了我独立思考、敢于去闯的精神，改变了我曾经的学习态度和习惯。过去都是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先把条件都给你安排好了，让你依样画葫芦。而卢先生鼓励大家独立思考，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动手创造条件。”胡思得说。

时代机缘促跨“核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1953年，美国的一份机密文件表明，万一与苏联或中国发生敌对行动，美国将把核武器视为和其他武器一样可以使用的武器。

至此，中国人开始觉醒，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胡思得告诉记者：“我国发展核武器，就是为了打破核讹诈、核威胁，为了避免他国核威胁、防止核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核武器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

1958年，核武器研究所和核试验基地相继成立，至此也拉开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序幕。同年，刚刚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胡思得正式跨入了神秘的“核门”。他奔赴西北高原，开始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胡思得最开始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消化苏联将要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但是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不提供教学模型。7月，中央就决定自力更生搞原子弹。但胡思得所在的理论部是刚刚成立的，他们既没有相关经验，又缺乏核材料的状态参数，能够使用的计算手段也相当原始。面对复杂的原子弹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自力更生”又谈何容易。胡思得回忆说：“当时，部领导一开始就决定不能照搬苏联的教学模型来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因为这样做只能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模型用的核材料是钚，而我们国家当时还没有钚，只能用铀-235，二者的临界质量不同，装置设计也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研发。”

想要全面掌握原子弹的设计技术，胡思得的团队必须先把苏联的教学模型算对了，之后才能独立自主地设计出自己的原子弹。就这样，理论部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计算。计算工作开始阶段进展还比较顺利，但算到教学模型的一个关键位置的重要物理量上，科研人员算出的结果和苏联专家给的数据不同。为了核实这个数据，每一次讨论后，参数、计算方案做些调整，然后进行新一轮的计算。每一轮计算都得花十天半个月，这样的计算先后进行了9次，但始终都是这个结果。最后，大家开始怀疑苏联专家的数据。最终青年科学家周光召根据热力学的基本定律，判断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胡思得说：“9次计算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光草稿纸就用了几麻袋，但这个过程对我们有很大意义。一方面证明我们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能够自己突破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另一方面，反复对这一过程进行演练，我们的计算方法更加熟练，对内爆规律有了非常系统、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参与计算的同事后来都成了业务骨干。可以说，9次计算是原子弹理论突破的里程碑。”

最后，以胡思得为代表的一群有着“一定要攻克原子弹”顽强毅力的人，发挥群体智慧，一步步揭开了原子弹理论的神秘面纱。

国家感召投身报国

“在关系国家命脉的高端科技面前，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发展属于自己的核武器，中国研制和发展少量核武器，不是为了威胁别人，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保卫人民的安定生活。”胡思得如是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饱受少数拥核国家核威胁。1958年，我国决定自己研发核武器，于是拉开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序幕。研制核武器除了需要人力、物力，更需要科研人员，可在那个年代，中国十分缺乏核科学的相关人才。得知祖国研制核武器急需人才后，当时许多身在海外的科学家纷纷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并克服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胡思得也是其中之一。胡思得回忆说：“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只要祖国需要，我们愿以身报国。”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了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一大批才华横溢、责任感极强的青年人参与到了我国核武器研究中。他们深知所从事的事业是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是能使国家摆脱屈辱、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壮举;是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核讹诈，壮我国威、壮我军威的神圣使命。他们决心把个人的一切都交付给这一崇高的事业。胡思得讲到当时的情形，非常激动。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生活十分清贫，科研环境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郭永怀院士为了避免美方以他掌握重要资料为由阻挠他回国，在同学聚会时把自己十几年写出的文稿，以及精心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投入篝火，付之一炬。1968年，郭永怀院士从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的时候，因为飞机失事而牺牲，当搜求人员找到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中间保护着一个公文包，包内的机密资料完整无损。”

“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发射的照片。”胡思得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把大家带回到那个艰苦奋斗的年代。据他介绍，当时实验的地方是在西部沙漠地带，原子弹需要吊装，缆车上要有三个人，一位是工人，在为风沙大、原子弹晃起来时将缆绳卡住;第二位是工程师，负责主要操作;第三位是干部，是负责“壮胆”的，鼓励大家大胆干。如果操作失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利用有限的科研手段，老一辈的科学家依然顽强拼搏、锐意创新，杀出了一条“血路”，最终完成了这个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5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5年6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中国在核武器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为什么能在这么快的速度下取得惊人的成就?胡思得激动地说：“‘两弹’突破的实践表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迅速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必由之路。”

“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句话被胡思得用在了多次报告会的结尾中。胡思得说：“1984年，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大家公推彭桓武院士应该名列第一，当把领回来的奖章和奖牌给他时，他坚决不收，要放在办公室，还写了上述这副对联。所以，在攻关科研高地时，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