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能源体系革命是通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能源体系变革趋势已十分明显。其一是更加注重节能和提高能效。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把节能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当前又进一步把节能放在比开发更为优先的地位，将其视为“第一大能源”。从2007―2011年，气候公约附件II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下降了39%，而其GDP总量则增长了53%，实现了GDP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完全脱钩。欧盟还制定到2020年节能20%的目标。其二是加速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远高于全球能源总消费量20%的增速。2012年与2007年相比，OECD国家能源总消费量减少41%，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减少125%和90%，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则分别增长28%和92%。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2050年电力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将面临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其三是加强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比煤炭、石油更为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产生单位热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重要选项。特别是美国由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12年与2007年比较，天然气产量增长249%，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由25%上升达30%。相应煤炭消费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下降112%，能源消费总量下降69%，而CO2排放总量下降112%。我国必须顺应世界范围内能源结构更加清洁、高效、低碳化的变革趋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打造竞争优势。

席卷全球的新型能源体系革命，也对中国突破资源和环境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机遇。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从农业文明时代康乾盛世时GDP总量约占世界1/3的第一大经济体，沦落为饱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西方列强欺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GDP总量占全球比例逐渐下降到只有百分之一、二。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沿袭发达国家以高化石能源消费为支撑的工业化路径，实现了追赶式的发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也成为世界第一，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实现由当前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向可持续的生态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产业化发展的形势与国际合作，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我国当前新能源技术发展迅速，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年增长速度、年投资额、年新增生产能力规模等方面，均居世界领先地位。从2005―2012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翻了一番，年增长率达11%参见国家统计编: 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5。。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超出原有规划和预期。我国制定了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5%的目标，届时水电装机将达35亿千瓦，风电装机将超过2亿千瓦，太阳能发电也将过亿千瓦。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核能仍将稳步高效发展，届时运行装机将接近6 000万千瓦。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年总供应量将超过7亿吨标准煤，相当于2010年日本能源消费总量或德国加英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成为有效抵消化石能源增长的替代能源。

但另一方面，由于伴随经济快速增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量的增长仍不能满足较快增长的新增能源需求，化石能源消费量仍呈增长趋势。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到2030年前后，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可达20%～25%，甚至有可能达到30%，年供应量有望超15亿吨标准煤，成为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列的在役主力能源。届时工业化阶段已基本完成，经济趋于内涵式增长，且增速放缓，能源消费量的年增速将下降到2%以下，届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以6%～8%的速度增长，可满足新增能源的需求，使化石能源消费量和CO2排放量跨越峰值并开始下降，从而形成较完善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50年前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将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左右，到本世纪下半叶将逐渐形成以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届时经济社会发展将基本不再依赖地球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而且CO2排放也将逐渐趋于近零排放，以顺应世界新型能源革命的潮流，并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