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析丨2016年我国生物质发电现状及发展前景

循环发展的日本

在2012年7月时，在上网电价政策(FIT)系统启动后，日本生物质发电厂曾经历过一次浪潮，以废料和间伐材为燃料发电的木质生物质发电规模正在逐渐发展。生物质工业社会网络机构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11月为止，有84个被批准的项目，包括44个未使用的木质生物质发电项目、36个木质生物质发电项目以及4个的再生木材工程。据报道，目前该国主流燃料为将间伐材和废料加工成碎小颗粒的“木质颗粒”，然而日本国内的木质颗粒生产工厂规模普遍较小，无法满足需求。为填补空缺，许多发电企业采用进口木质颗粒，2013年木质颗粒的日本国内产量约为11万吨，而进口量也高达8万吨左右。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循环发展理念在日本根深蒂固，在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日本一些地区尝试利用家畜粪便进行生物质发电，将家畜饲养、肥料生产、牧草种植及生物质发电形成一条完整闭合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产生显著的经济与节能环保效益。位于北海道别海町的“别海町资源循环中心”正在开展这项实验，并已获得成功。以100头奶牛为例，利用其粪便进行生物气发电后，可供20户家庭电力和45户家庭的热水需要。粪便发酵产生甲烷之后的残渣通过固体分离过滤形成消化液，经过杀菌处理后就形成了可供牧草使用的上好肥料。100头奶牛每天产生的消化液相当于9000日元的化肥，牧草每年所需肥料费用相当于270万日元，但如果使用液肥辅助化肥，则只需要217.8万日元，相当于每只奶头每年削减了5220日元的费用。利用这样的循环发展理念，正在打造“生物质产业城市”的别海町已经建造起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生物质气发电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达到9600兆瓦时，可供当地44.2%的用电量。

路径：突破“三关”赢取光明未来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既有发展生物质能的先天条件，又承载着能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还对生物质产业有着巨大需求。但相比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跃进式发展，生物质能一直扮演着“配角”。业内专家认为，参照国外经验及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生物质能应有的作用还未得到根本体现。如何继续促进生物质直燃发电行业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在业内专家看来，需要突破“三个关口”：

打通政策关：打好政策“组合拳”，发挥最大“政”能量

“在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将生物质能当成能源产品，更需要从治理区域环境污染的功能出发，开发利用生物质能。”马隆龙所长认为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生物质能发展的意义。“需要推动当地政府或环保部门共同参与，将环境污染治理与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结合起来，搭建起当地政府、能源公司与原料提供者的三角关系，而不是生物质发电公司与原料提供者的直接关系。”

国家政策是生物质能产业的风向标，既要保障生物质直燃发电企业“能吃饱”，更要让发出的电“能卖掉”，当务之急就是要从国家能源战略高度做好生物质直燃发电产业规划，结合农业主产区、部分林区和灌木集中分布区、宜林荒山区，合理布局生物质直燃发电的站址和规模，与电网的建设、新电改、工业园区热电联产和其他能源发电方式相配合，做到因地制宜，多能互补，协调发展，形成从燃料收、储、运、发电到燃烧废料深加工的一整套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以税收优惠、电价补贴、信贷支持、秸秆禁烧与回收补贴、精准扶贫、生物质直燃发电示范工程等政策激励，尤其是像至“十三五”末火电要承担15%以上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这样的重大政策利好能不断加力加码，生物质发电产业定能实现崛起，孕育出环保能源领域的“新蔚蓝”。

疏通资金关：构建“绿色金融”生态，广开渠道“引水入田”

同属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发电相比受资本市场热捧的风电、光伏发电等产业，仍有些落寞。这与生物质能兼具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特点密切相关。生物质发电为实现规模经济，一般初始投资较大(通常3亿元起)，需要一定融资能力;而投产后燃料收集、运输及储运等成本，也需占用大量流动资金，且有一定波动性;再加上相对较高的运维成本，生物质发电普遍投资回报率较低。

疏通资金关的关键就在于广开渠道“引水入田”，努力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为支撑和社会融资相结合的投资新体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细康研究员认为：人类对能源利用的演变过程与应用成本密切相关，与传统能源利用方式相比，新能源应用的前期投入还相当之高，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不断降低企业开发新能源项目的总成本。如何破解“降成本”问题，马隆龙所长认为需要将生物质直燃发电带来的环境效益考虑进来，“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会产生两种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应将产生环境效益的利用成本从总成本中剔除，由政府承担，通过政策补贴等方式返还给农民或企业，实现环境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另一部分真正产生燃料经济价值的成本由企业承担，同时由企业享受经济收益。”赵细康副院长认为应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充分用好绿色信贷、绿色直接融资等投融资工具，鼓励各类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向有前景的优质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进行投资，促进生物质直燃发电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运营”。作为企业本身，也不能坐享其成，不能光靠等机会、要补贴、要扶持，患上政策依赖症，有条件的企业应主动探索通过新三板、IPO、发债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同时，还要进一步总结生物质经济的模式及特点，不断完善生物质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路线，实时引入政府购买服务、BOT、PPP等多种生物质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科学的碳交易价格机制，也有助于减轻生物质发电企业的经营压力。

突破技术关：只有创新才能赢得明天

技术是生产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从国际上看，生物质发电已经作为一项成熟技术得到大力推广应用。与欧美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质能技术的研发能力总体还比较落后，正处于发展阶段。目前，国内生物质发电的技术设备有待升级，多数还依赖进口，影响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燃烧生物质主要用来发电，而国外通过余热回收实现热电联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一般热电联产的热效率可达75%以上，比起单纯生物质燃烧发电30%-50%的热效率要高不少。“挖掘我国生物质发电潜力的必经之路，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物质发电技术水平，提高发电效率，尤其应当鼓励生物质热电联产技术发展。”任东明主任这样向笔者阐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而当前我国针对生物质直燃发电的引导政策，主要集中在发电侧的激励，缺乏对生物质供热的鼓励政策，使得生物质直燃发电产业的资源、经济、生态和社会等综合效益未能充分显现。如果实现生物质热电联产，则能源转化效率将比生物质直燃发电提升近一倍。因此，任东明主任认为“应鼓励生物质热电联产应用，力争在现有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的基础上，采取就近利用原则，向有供热需求的城镇居民住宅、工业生产企业以及公共建筑等区域提供生活生产用能，实现能源高效清洁化利用”。

短期内，高压/亚临界锅炉及秸秆压块等新技术可降低产生单位电力所需的生物质原材料消耗量，而热电联产及灰渣资源化利用等也能显著提高项目的盈利能力，应成为重点推广方向。另外，还应该加强技术与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交流培训，加强人才储备，为产业发展蓄积力量。

长期来看，还应以专项基金等形式，结合国情，以企业为主，针对不同技术路线分层次组织科技攻关，并组织制定技术标准，为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重点加快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技术创新，加强核心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加快成套设备国产化步伐，完善综合利用技术服务体系。

华南地区：蓄势待发，培育行业发展新增长点

“广东等华南地区地处亚热带，光照与水分相当充足，有利于植物生长。每年生成的包括腐败凋谢、植物与农作物废弃物、林业采伐和加工的残余副产品等可利用的生物质资源量达7000余万吨，按10-15%的利用率，每年能实现利用的量也有1000万吨左右，按照30%的能源转化率计算，也可实现替代标煤300万吨左右。”陈子教所长认为华南地区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

在华南地区开展生物质直燃发电具有较好的支撑条件。从需求侧来看，华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用能用电消耗持续刚性增长。2016年一季度，南方电网经营区域内的华南五省全社会用电量高达20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较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出0.5个百分点。即便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2015年，广东全省的能源消费总量也达到了30145.49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9%。华南地区全社会的用电、用能及用热需求仍将保持持续刚性增长，在非水可再生能源15%发电配额的约束目标下，将极大激发生物质直燃发电的需求空间。此外，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服务华南地区电力输送的南方电网，一直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可再生能源并网相关政策，积极做出各项并网工程，可以为规划范围内的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收购和全额上网提供强有力保障。

考虑到生物质资源分布具有地域性、分散性和资源储量的有限性等特征，在华南地区发展生物质直燃发电，“需根据生物质的固有属性对其进行适度化、集中化、规模化的开发利用，做到布局要合理，管理要有效，发展要有序”。陈子教所长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