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丨国家能源部的成立与撤销-第2页-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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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下的新矛盾

能源部成立的当年，能源供应特别紧张。记得1988年年内，全国煤炭供应十分紧张，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常找我们要煤炭，上海有时存煤只够用一两天。拉闸限电很严重，北京拉闸甚至拉到了元帅的家中，总理几次夜里打电话找我，要求解决供电紧张的问题。为了能加速能源的发展，我们除了正常的向国家和各方面争取投入外，重点放在了用好已有投资方面。

当年的11月，我们在山东召开了提高建设质量，缩短建设周期，用好国家建设投资的突破口。这一年的9月份，国务院还正式批准了我们上报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总的来说，1988年是比较顺利和平静的一年，能源部和三个总公司的关系也比较正常。当然在管理全国性的煤炭工作中，和统配煤矿总公司也有一些矛盾，如他们还要管地质费用分配问题等。我个人和于洪恩的关系，多年来一直还是很好的，1989年春节期间，他还陪同我到开滦和工人一起过了年。

到了1989年初，正处于全国煤炭供应紧张的时候，有一些同志要求煤炭也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司，还提出最好是恢复煤炭部。当时统配煤矿总公司也正式提出这个要求，并且专门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我们四位部长当面将这个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指示，因为这关系下一步能源部如何深入开展工作的问题。李鹏总理当时指示要继续按原改革方案进行，我又向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作了汇报，他们都是支持按中央和人大原来的决定继续改革，这样我们才放了心。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总理就向全世界宣布，把能源部的机构改革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试点，能否试好，责任重大。

随着电力成立了五大公司，电力的体制改革宣告完成。按计划，下一个改革步骤，就是要进一步把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再分成几个地区性公司，成立一个煤炭企业联合会。这项动作按原来的要求，应在1989年内拿出一个方案，1990年以前完成。当时阻力很大，不少人都要说服我，希望维持现状。由于出现了两种声音，我们的压力很大。

一方面是党中央已作出的决议和全国人大的立法，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是维持现状，进而要求成立全国性的公司或煤炭部的呼声，其中不少是老领导和负责同志。总理这时还是要求我们按原定方案继续向前改革的，他在一位同志的信上批示：“毅诚富国同志，中统公司再分为二三个地区性公司。”当时于洪恩同志已调全国总工会工作，由胡富国同志兼任中统公司总经理。老煤炭部的一批领导同志，不断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要恢复煤炭统一管理机构。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总理说：煤炭的后劲问题是计委的投入问题，煤炭价格问题是国务院的问题，这都不是能源部的事，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

1989年年初，我们召开煤炭安全会议，提出了搞好煤炭安全的一些新思路，总理还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并提出煤炭年产10亿吨和安全上水平的要求。这年煤炭产量新增7000多万吨，突破了10亿吨大关，安全也有很大的好转。但是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级的兵器工业总公司和电子工业总公司，要求成立全国统一管理煤炭机构的呼声又高了起来。得到几位老的工业领导的支持后，原煤炭部二十几位老部长又一次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信。

在1990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又提到这些同志的信和要求，总理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本届政府任期之内机构维持现状，不向前进，也不后退，正式宣布统配煤矿总公司不再分解，也不成立管全国的煤炭机构，要求统配煤矿总公司把掌握的部分全国性政府职能移交给能源部。这样定了也好，大家都安定了下来，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工作上。

1990年，我们提出了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放在眼睛向内，挖掘潜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上，要求煤炭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5%以上，电力为6% 以上，煤矿的物质消耗每年下降2-3%，电厂供电煤耗每年每千瓦时降低3克标准煤。为进一步提高“双效”，1991年我们又提出了新矿(新电厂)实行新办法，采用适合国情的新技术，新的组织和定员，高的人员素质，高的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成本，我们要求新建的300万吨的煤矿，不超过1000人。我们认为，只有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才能从根本上医治我国企业用人多，效率低和消耗高的致命伤，也才能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收入。

胡富国同志兼任统配煤矿总公司的总经理后，能源部和统配煤矿总公司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由于几十年的习惯，要求恢复煤炭部的呼声不减。所以我在 1992年元月5日的全国能源工作会上，讲到关于成立煤炭部和电力部问题时说，国家要成立什么样的部，我都不会出来反对，但是不能因为想成立这些部，就把一些不属于我们的问题，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如那几年煤炭到货率低，煤炭订货会议时间长，乡镇煤矿10人以上事故增加等等。要求公正地对待我们。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虚心接受和改正，不属于我们的问题也不能推到我们身上。

能源部撤销

我从不愿和别人谈到能源部在下届政府的存在问题，但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1992年3月，我和总理有一次谈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到这个问题，但观点是清楚的。我也知道在1992年曾提出过三四个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没有一个方案是要保留能源部的。

1992年，在能源部正式撤销的前一年，能源部召开了两个重要的现场会。一个是山东德州电厂现场会。德州电厂用23个月零8天投产第一台30万千瓦机组，又用了不到6个月时间投入第二台30万千瓦机组，一年投产两台30万千瓦机组，工期短，建设质量也高，为把缩短建设工期作为突破口，用好国家基建投资，树立了典型。第二个就是在大雁召开的煤炭改革现场会。大雁一矿原设计能力90万吨，人员5005人，第一步减到1300人，20个科室减为4个办公室，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吨提高到5吨，半年时间由上半年亏损1800万元转为盈利280万元。

这一年，我们还提出在三年内，把现有煤、电的人员减少一半的要求(包括把生产、生活服务系统分离出去变为独立核算单位的部分)。针对煤炭、电力人员过多的现状，明确提出要把减少人员作为提高“双效”突破口。

1993年2月6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鹏总理正式提出了下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说最终要等人大审议和批准后，才能执行。他在讲到取消能源部时说;“能源部这几年工作是努力的，能源工业取得长足发展，是有成绩的。煤炭，原来全国供应十分紧张，现在市场已缓解了三年，有的地方煤炭供应偏紧，不是没有煤，而是运力不足的问题。电力建设，五年新装机6000多万千瓦，一年平均1200万千瓦，是世界上少有的。但是由于关系不顺，调节手段的不足，也很难把煤、电、油、核工业组织起来”。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能源部，再次组建电力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

国务院全体会议会后的第二天，我到医院看望年迈的父亲(时年92岁)，告诉他下届政府要取消能源部，他说：“本来嘛，煤炭是一个大部，管几百万人的部，怎么能取消呢?”这也在当时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志的观点的。

(作者为原国家能源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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