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程院院士弗兰克·贝伦特：能源转型没那么简单

目标美好过程艰难

《能源评论》：能源转型的愿景很美好，但过程并不容易，甚至被称为壮士断腕。德国在这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战?

弗兰克˙贝伦特：德国正在对能源供给系统进行改革，希望到2050年将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到80%。这意味着，清洁能源发电正在成为非常重要的领域。但德国也经历过风电项目落地难的问题：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对于风电企业有一个要求，风机的高度不能超过周边高度的10倍，这意味着，如果要组建一个150米高的风机，方圆1.5公里之内都不能有村庄。这样就让风电企业很难在此生存。

同时，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发展清洁能源时，需要同步完善输配电基础设施。现在如果不将GDP的1%?2%来进行投资，未来投入的比例可能会要占到5%?10%。在德国东部地区有很多风力发电厂，就是因为电网的联通性不够，不能将清洁电力输送到西欧和周边国家去。

《能源评论》：这从侧面说明了大范围配置清洁能源非常重要。您认为实现跨国跨区能源互联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弗兰克˙贝伦特：欧盟比较重视跨国互联电网的整体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和消纳必须依赖跨国电网输送和更大范围电源结构的互补加以解决。对于任何一种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来说，如果要建立起一个共通的能源平台，合作伙伴之间必须要有信任。对欧盟各国而言，必须要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所有欧盟国家都是挑战，我们要把本国和欧盟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间形成合作，有的时候要放弃一些国家内部的利益，这些都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情。

同时，世界各国发展的侧重点不一样，有些要谋求更好的经济增长，有些要消除贫困，各国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也要了解别国所面临的挑战，不能只用本地或者本国的方式考虑问题，而应在本地区更大的语境下，在区域合作层面上来解决问题。

《能源评论》：即使国家战略层面拥有了足够的信任，跨国的能源输送也仍然面临挑战。您认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邻避效应，应该如何解决?

弗兰克˙贝伦特：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众接受问题，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都要去认真思考如何把我们的倡议、梦想与公众进行沟通，让公众了解我们的目标，从而支持我们。要让公众相信，我们并不是要把东西从他们手中拿走，国际合作也不是剥夺他们什么，而是要去营造环境、奠定基础，实现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供给，使全人类能够实现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一定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接受，包括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通力合作，去争取获得公众的了解支持，否则的话就无法实施我们的计划。

邻避效应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大家都说可再生能源好，清洁能源好，但是真要在自己家门口竖起电线杆输电，又都不愿意，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必须让公众真正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他是有好处的，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解决这个问题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与公共政策有关，还与公众教育有关，需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断进行教育，未来才有可能很好解决。

多方合力方能破局

《能源评论》：在您看来，能源的清洁转型，到底是技术推动、政策推动、资金推动，还是市场需求推动?

弗兰克˙贝伦特：其实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形成共识，相关各方都要认可气候变化会危害到人类，比如说海平面上升、气温升高问题会带来一系列危害。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各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角色定位，比如科学家会有新想法、发明前沿技术;企业家会生产新产品，把真正能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应用起来;政府部门会形成政策框架或者制定法律，把上述想法、技术集聚起来，进一步推动形成产业化。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需要有改变的意愿。几年前，德国能源与水工业协会(BDEW)民意调查显示，89%的德国人认为国家能源转型计划“重要”或者“非常重要”。对消费者而言，应用新设备也需要消费习惯层面的改变。所以能源转型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果。

《能源评论》：这种改变或许来自两个层面，一是新技术突破，二是相对关系的调整，比如电网侧的虚拟同步机技术，以及用户侧的综合节能服务、能源管理方案。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弗兰克˙贝伦特：我一直觉得，新技术的改变或者是二氧化碳减排、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的改善，不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太过突兀，应该在不知不觉当中进行。

电力的定位就是一种商品，只要能够保证经济、稳定供应，就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

在工业领域，需求侧管理非常重要，电网公司和大工业客户一起合作、互动带来了很多的商业机会。但是个人消费者和电网的互动，比如帮助个人用户的家用电器在电价贵的时候自动停止15分钟，如果只是小规模的应用我其实并不太看好，值得期待的是大规模的这种互动，以及由此衍生的商业模式。

一切以减碳为中心

《能源评论》：在实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德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分享?

弗兰克˙贝伦特：德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确实走得比较领先，为了推动转型，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最主要的就是《可再生能源法》明确提出的优先上网政策：补贴可再生能源，给予无条件上网的政策，截至目前补贴总额约1000亿欧元，这对于整个行业和技术的发展、改变整个世界太阳能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00年时，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约为5%，当下可再生能源比例已高达33%，其中光伏表现尤为抢眼。

但后来也引发了一些效率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公司钱来的太容易了，当面临非常多后起之秀的挑战时，就很难跟上竞争者的步伐，出现了破产的情况。

《能源评论》：优先上网已经成为一个基础性政策，您对目前中国在推行强制配额和绿证交易模式如何评价?

弗兰克˙贝伦特：在提到配额的时候其实要区分两种方式，一个是传统的配额方法，规定在整个发电当中太阳能和风能的比例。这是以技术的方式区分。另外一种就是在除核电外的各种电源中，以每千瓦时发电所排放二氧化碳来进行区分，无论是电网企业还是发电企业，对于每千瓦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提供给消费者全面的信息。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二氧化碳排放降低，需要的是更有效且能更好控制成本的方式，最终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是电网或者发电企业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最终关注的不是要发展哪种技术，而是关注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当然，配额制应该要有附加条件，比如对于电价也要有所限制，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提升，另一方面消费者支出成本也能有所控制。

《能源评论》：德国能源署前总裁斯蒂芬˙科勒也表示过，能源转型一定要以二氧化碳减排为目标，这样的举措在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实行过?

弗兰克˙贝伦特：德国或者欧洲对于发电的度电二氧化碳排放还没有明确要求，但是欧盟交通行业尤其是汽车生产厂领域，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也促使汽车厂商把发动机尤其是环保型发动机的研发提上日程，进而带动了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开发和应用。

《能源评论》：德国在形成统一的国家战略方面，比如推动能源转型战略落地，有何经验或教训?

弗兰克˙贝伦特：生活从来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原因在于德国的法律规定，但凡涉及到不同州的事务，必须经由州议会同意，同时也得由国家议会同意，每个州还有不同的党派，有的党派可能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要想形成统一认识就必须做出妥协，不仅是在本州内妥协，而且不同州之间，州和国家间也要有所妥协。这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是中国的体制机制与德国不同，在推进国家能源战略落地方面可能会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