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宝：特高压输电在争论中前行

不经意的预言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电子局工作，当时中国刚把国门打开，正是技术装备的引进热潮。那时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戒心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因为我们很多技术和人家差距很大，几乎每行每业都需要引进技术。其中，输变电线路技术也是引进的重点之一， 从变压器、开关到各种断路器、避雷器都引进，而且引进了不止一家的技术、装备，像变压器有 ABB 的，有西门子的，开关也有好多家， 有法国、日本等很多国家的。开始时遇到很多问题，像变压器漏油， 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那时候很普遍。平顶山高压开关厂研发六 氟化硫开关，还发生过爆炸。

(来源：能源杂志 ID：energymagazine作者：张国宝 本文节选自《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那时全国电网不互联，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南方几大区基 本互不相联，即便在这几大区里面，电网也不互联。当年华中电网和川渝电网是不相联的，后来建设了从三峡到万县的三万线，川渝和华中变成了同步电网就是靠三万线。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分散了，像新疆就分了好多电网，互不相联，后来慢慢把南疆和北疆联起来，然后把乌鲁木齐和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联起来，这时新疆才有一个统一的电网。

改革开放初期，两大瓶颈影响经济发展：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能源，拉闸限电是普遍现象，我们急着要把电搞上去。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输变电线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原来分散孤立的电网联成一个大的电网，这样可以相互补充调剂。但在当时，输变电线路的建设跟不上。当时流传一句话：“重发、轻供、不管用。”大家对发电很重视，建电厂积极性都很高，但对输变电重视不够，而对用户侧管得更少。所以当时发电增长很快，但输变电没有能够及时跟上。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了电压等级为500千伏的输变电技术，在这之前，西北地区的最高电压等级是330千伏，多数地方是220千伏，再小就是110千伏。500千伏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引进建设的，第一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是葛洲坝到上海的葛沪线，从葛洲坝往华东送电。那时我在国家计委也参与了这条线路的引进建设。因为这条线路是全套引进BBC公司（后与阿西亚公司合并成了ABB公司）的技术设备。

到了后来，西北电网的电压等级要提高到750千伏，因为330千伏不够了。那时电力部还没有撤销，电力部科技司司长张晓鲁来找我说要上750千伏，我当时就说现在要上750千伏，将来又要上1000千伏了。

如今，我国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迅速增加，现在一个华东电网的电量也比当年全国的大好几倍，不能同日而语，从量变到质变了。由于中国的能源资源分布非常不均衡，能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东部和南部无论是水力资源，还是煤炭资源都相对缺乏。西部和北部的资源如何送到东部和南部去，这是我们国家始终面临的问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同时，输电线路越来越多。输电通道也是宝贵的资源，要精打细算，尽量少占输电通道。为了保证今后的供电更加稳定、可靠、安全，我们应该选择输电容量更大，长距离送电线损小的输电技术。

我为什么支持特高压

说起特高压，现在对国家电网公司搞特高压有些非议，成了敏感话题，包括对我们这些支持搞特高压的人也有非议。其实，第一次把特高压技术写入国家文件的，不是国家发改委，而是国务院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

为什么要搞这个规划？新中国成立后搞过一次科技发展规划，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搞的，大家认为那次规划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科技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取得的成绩。所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搞一个新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个《纲要》，据说是全国几万名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到的共识，并提炼出来的。这其中就把特高压写进去了。

《纲要》中对特高压的定义就是±800千伏直流和1000千伏交流，文件中把特高压列为国家要重点扶持的20项科技发展项目。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国家发改委也好，还是电力部门也好，都是《纲要》的执行者。所以后来有人争论直流还可以，但不应该搞交流。

还有人说《纲要》里没有说电压等级是多少，没有指出来特高压。后来我翻了一下，里边是写清楚了的，直流是±800千伏，交流是1000千伏。应该说我们这些部门和企业都是贯彻科技中长期规划。假如说不应该搞特高压，那也只能说是那个文件搞错了。为什么这么说？既然说这是数万名科技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提炼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难道提炼错了？不应该搞怎么写进去了？如果要责怪特高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那首先就是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我认为发展特高压还是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共识。

国家电网公司主张要发展更高电压等级，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输送距离越来越长。我国远距离输电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西电东送以后，今后还会增加。因为在东部沿海，除核电站外，建设大型火电和水电的机会不多，所以需要大规模远距离输电，而且现在多地受雾霾的干扰，思想也在转变，过去强调在本地建电厂的思想开始弱化了，很多地方接受从外面来的电。比如江苏，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考虑更多地使用外来电，而不是强调一定要在自己的地方建电厂。所以，应集中建设大型煤电基地、水电基地、核电基地，比如锡林浩特褐煤很多，完全可以建立大型煤电基地，然后通过特高压把电送出来。

我为什么很支持特高压，就我个人经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二滩弃水”。当时二滩水电站建成后曾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建好后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低谷期，二滩的电没人要。我负责主持分电，但也很勉强。因为当时联结川渝的输电线路（三万线）还没建，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那个时候经济低迷，大家都不要。当时把二滩的电分成几档，其中一种是计划内的电，我记得好像连3毛钱都不到，两毛多一度。在这个电量以外再发的电，叫计划外电量，只有3分钱一度，当时我们说这连磨损费都不够。

为分电的事我到处求人，请他们帮着解决。其中我就找到了当时的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我了解到从二滩送出来的电，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我问为什么送那么少？他说这都是算出来的。怎么算的，说是根据导线发热情况计算的。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费了半天劲，建一条500千伏的交流线路，说多了才送100—120万千瓦，这样算的话，我们得需要多少条线路啊。建设线路也不容易啊，而且到处都是输变电线路既影响观瞻，更要占用沿线的森林和土地。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原来的500千伏交流线路的输送容量并不大，大数说就是100万千瓦左右；±500千伏直流当时输送容量大约300万千瓦。如此，要想输送容量大，就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

关于特高压的论证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发展特高压之后，我们认真地做了几次论证。

2005年6月21日至23日，国家发改委在北戴河召开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有200多人参加，集中了全国专家的智慧，分了五六个组，这其中既有电工专家，也有电力设备专家。经过这几个组的讨论后，大部分人都赞成搞特高压，即便一些人提出了改进注意的问题，但大方向上也都赞成搞，只有6个人反对。回到北京后，反对的同志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明他们反对搞特高压的理由。领导看到有人反对，就批示给国家发改委要认真论证。其实我们已经论证了，但领导要求论证，我们就又开会进行论证。

2005年10月31日，召开了第二次论证会，这个会放在了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特意通知，要邀请有不同意见的人来参加，就把对特高压持反对意见的人都通知到了，但最后只有陈望祥来了，他在会上讲了他的意见。我还问过，为什么这些同志没有来？有人说这些同志来了以后怕受你们围攻。本来开这个会是想让两种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因此我把蒙定中的反对意见印成书面材料，发给与会者传阅。

参会的其他人都赞成，吴敬儒同志在会上提出，建议先建淮南—上海的特高压线路。国家电网公司那时提出的试验示范线路是晋东南—荆门。吴敬儒的理由是华东地区缺电，而在南方一带只有淮南、淮北有煤矿，所以在这里搞坑口电厂把电送过去，有利于解决华东地区缺电的问题。

他讲的听起来有道理，那国家电网公司为什么要建设晋东南—荆门线路呢？国家电网公司解释说这个意见很好，他们也想建淮南—上海的特高压线路，但这条线路途经地方的人口密度更大，拆迁量更大，要建的话要更加紧凑，要搞同塔双回线路。而同塔双回特高压线路难度更大，第一次搞交流特高压一下子搞到同塔双回，难度更大。先搞一塔一回，这样先在晋东南—荆门的线路上取得经验，以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搞同塔双回。国家电网公司是从技术难度上来考虑的。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会上只有陈望祥仍持反对意见。那天中午在国家发改委食堂吃饭时，我特意和陈望祥坐在一起，想继续听听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他的意见毕竟是少数。

会后，又有人给上面写信，说没有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还是听取了，只是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我们这些人各种运动遇到的事也都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是经验之谈。如果不留下书面东西，你讲完了，今后你说我不是这么说的，是别人理解错了，到时无据可查怎么办？所以，那次会上，发言都录音了，也让大家写出了书面意见材料，而且都签上名字。

那次讨论会，还请了史大桢、陆延昌等电力部的老领导，只要是在世的都请了，黄毅诚因为身体不好没来，但他写了书面意见是赞成的。其他的几位都来了，他们都表态赞成搞特高压。会议还特意请了老电力部的几任规划司司长，我记得是五任或六任。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是赞成搞特高压的，电力部的老部长也都是赞成的。这第二次会议是因为有人写信，根据领导批示我们又开了一次，实际上在北戴河就论证了，200多人开了好几天会，时间又长，参加人数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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