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生：大风起于萍末

本文节选自中国传媒大学科研课题、“‘十四五’时期绿色能源行业先进人物事迹传播策略研究”成果（HW23137）——《“中国新能源绿色发展”系列·御风者》。本文受访人为原国家经贸委农业局农村能源处副处长、国家计委节能和综合利用司副处长朱俊生。

囿于农村能源电力短缺，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能源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琴瑟争鸣”的繁荣景象，风能、小水电、沼气是其中一幕幕精彩的乐章。在风力发电领域，朱俊生是重要的政策“推手”，从几十瓦、几百瓦、几千瓦、几万瓦，到几十万瓦，他忙碌奔波于各部委之间，让风自小而大汇聚，最终扶摇直上。

▲2023年5月，朱俊生在北京接受课题组专访（摄影：陈阳）

朱俊生是中国风能行业最早参与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的老领导之一，在从事可再生能源产业的30多年时间里，他为我国风电行业的国产化、产业化、专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知其故事，探其足迹，学其精神，我们将一窥中国风电行业最初的前进轨迹。

为了“锅下柴”，一路“风”尘仆仆

朱俊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在青年时期，他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会与国家风电事业相伴一生。“我当时是想考清华物理系，就是搞原子弹工程物理，但是受家庭因素影响，我进入了南开化学系学习，这也是当时中国化学专业最好的大学。”

1964年，毕业后的朱俊生被分配到航空工业部125厂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一直做到冶金处处长。在航空工业部工作期间，朱俊生主管技术工作，其中便有风力发电相关的内容。或许正是这个缘故，1984年10月，刚成立的国务院农村能源领导小组选中了专业能力过硬、工作经验丰富的朱俊生担任办公室副处长，开展农村能源系统调查研究工作。

从“前途光明”的航空工业部冶金处处长“降职”为国务院农村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处长，朱俊生经常在内蒙古、西藏等地奔波。在回忆过去的艰苦历程时，他淡淡地说：“只是吃了点苦罢了。”

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能源短缺问题异常严重。当时我国1.7亿多农户中，约有1亿户每年短缺燃料4~6个月。农村严重缺柴户，河北省为71%，河南省为68%，浙江省为67%，四川省为66%，黑龙江省为45%；西北地区更严重，西藏南部一些地区柴价比粮价高一倍多。根据朱俊生的回忆，当时在西北，为了烧一壶开水招待客人，要烧掉草帽、鞋子才能勉强把水烧开，“锅下柴”的短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能源紧张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农业发展的桎梏。如何为农村提供充足、稳定的能源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成立了农村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副组长，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用新能源为促进乡村发展和提高乡村人口生活质量“再添一把柴”。

“虽然叫做农村能源，但实际上就是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十几个部门，生物质能，比如农村的秸秆、林业的废弃物的利用，以及搜集畜禽粪便搞沼气。此外，还搞风能、太阳能。”朱俊生说道。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能源需求、种类、规模等情况，朱俊生来到农村能源领导小组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前往农村开展调研，为日后研究和决策积累一手材料。

在朱俊生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了一张他身着军大衣的照片。据朱老回忆，这是他1988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考察时的留影。当时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气温已经低到零下30摄氏度，“太冷了，只能找当地居民租借军大衣，考察完还要交还给人家”。

风力资源丰富的地方，大多条件艰苦。对朱老来说，到环境恶劣的地区考察是经常的事。在农村能源调研期间，朱俊生睡过大通铺、住过大车店，长途跋涉，在荒郊野岭、沙漠戈壁间探索，甚至几次遭遇车祸。然而，道路上的艰险没有消磨掉朱俊生的意志和热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是对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的褒奖，更是对他不畏艰苦的精神品质的肯定。朱俊生指着每次搬办公室都跟着自己的桌子打趣地说：“这一辈子就干一回事，没跳过槽，跟这桌子一样，我没有跳过槽。”言语中闪耀的是坚定的使命感。

▲1988年朱俊生（中）在内蒙古考察风电（供图：朱俊生）

经过调查研究，朱俊生一行发现农村能源存在浪费严重、使用效率低下、使用观念过于保守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1986年底，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意见》，对农村能源建设做了系统规划与部署，其中便包括风能的利用，这不仅推动了我国农村能源的发展，也为当时9亿农村人口打开了一扇接触风力发电的窗户。

1985年，国内安装小型风电机组约13000台。在《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意见》发布后的四年时间里，在财政部等各部委的支持下，国内平均每年安装的小型风电机组都超过了20000台，为农村能源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从根本上扭转了部分偏远地区无电可用的窘困局面。

“那会儿是50瓦、100瓦的小风电机组，专门用来解决农牧民的用电问题，特别是像内蒙古的偏远牧区。在国家和地方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全区35%的无电牧户用上了电，牧民有了电灯，可以看电视，高兴地把风电机组喻为中国古老传说中的‘夜明珠’。”万事开头难，中国风电的腾飞梦就从这一台台驱散黑暗的“夜明珠”开始发光。

在小型风电机组如火如荼发展之际，朱俊生认识到其发电能力有限的问题。几乎没有停留，他很快又投身到发展大型风电机组的新征程中。

一台进口风电机组顶四五台奔驰

“‘风电太小了，火电搞个几十万千瓦的机组，一年能发几亿度电。风电只产生这么一点儿电有什么用？’当时电力行业开会，大多数从业者根本没把风电看到眼里。”提及当年大家讨论风电时的场景，朱俊生回忆道。

然而，对于1992年调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司，分管可再生能源的朱俊生而言，他并不这么认为。

“从全球来看，丹麦、美国等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建设可以并网的大型风电场，他们的实践证明，风电在电力供应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而且具备极大潜力。”在不同的场合，朱俊生据理力争。

朱俊生的观点确实有据可查。在风力发电的起源地丹麦，到1989年，丹麦安装的机组平均功率已经达到200千瓦，开发利用最好的日德兰半岛风电已占当地总电力的30%。同样，当时世界风力发电站最集中的美国加州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安装投运的风电机组单机平均容量已达到100千瓦，一些新型机组容量提升到150~750千瓦。

虽然清楚地看到了世界风电发展的演进趋势，即发展大容量且能够并入电网的风电机组，但摆在朱俊生面前的现实挑战依然严峻。

由于缺乏技术支撑、资金投入不足，国内很大一部分风电场是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贷款和出口信贷建设起来的，这对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风力资源、推动风电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双边协议的限制下，我国必须进口国外的风电设备，这些设备的价格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极其昂贵。

“43万美元才能买一台600千瓦的风电机组，这实在是一笔高昂的开销。”面对紧张的外汇环境和昂贵的设备价格，朱俊生和国内专家曾反复与世界银行理论：“你们卖给我们600千瓦的风电机组，找我们要43万美元，这都能买四五辆奔驰车了，这是援助我们的方式吗？”他力图以更加合理的价格完成风电机组设备引入，缩减风电产业建设成本，扩大行业发展空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俊生认识到中国风电发展必须依靠国产化的风电机组。于是他将风电发展面临的困境和解决建议提交给国家有关部门。朱老的建言很快得到答复，相关政府部门决定实施贴息贷款政策，扶持包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

谈及这一措施对风电行业的意义，朱俊生欣慰地说：“国家支持我们搞一批装在风场上，推动风电设备国产化，一批几十台风电机组需要上百支叶片、几十个塔筒……这样慢慢地把产业链逐渐建立起来。”西部最早一批进行风电产业化的企业，就是依靠这笔补贴贷款存活下来，并蓬勃发展至今的。

以新疆达坂城风电场为例，作为国内开发较早的最大规模的风电场，当时引进了数十台不同国外厂家的国际先进的风电机组，中国最早做风电的人几乎都来过这里参观考察。1994年，达坂城风电场的二场由于上网困难陷入困境，连工人工资都发不下去。风电场元老王文启跑了多个部委，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朱俊生知道情况后主动找到王文启，说：“我没有大钱，但有小钱，我支持你。”随后就给予了达坂城风电场300万元的贴息贷款支持，帮助王文启渡过了难关。王文启感激地对朱俊生说：“老朱，你没抽过我一包烟，但是救了我们整个风电场。”朱俊生说：“这是国家给的支持，你们这不就把风电搞起来了吗？”

尽管有朱俊生这样的政策制定者与国际组织磋商、争取，国内早期的风电人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电场建设成本高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唯有中国人自己研究、掌握风电机组制造的核心技术，提升国内的科研成果生产力转化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电行业发展的问题，将风电事业做强做大。

我国对风力发电事业十分重视，电力工业部计划到2000年，全国风电场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从1984年在山东荣成建成我国第一座风力发电场以来，目前已有17个风力发电场相继投入运行，总装机容量达65570千瓦。

我国早期风电场一览表

▲ （截至 1997 年，龙泽强制表）

搭台唱戏，让国产风机也有施展空间

马克思说：“从产品到商品，是惊险的一跃。”换句话说，产业化是一个行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于风电来说，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国产化，然而，中国风电机组的国产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零部件只有国外能制造，国内不能做，我们就先从国外买，然后组装成一个整体。”后来提出国产化目标——叶片、发电机、齿轮箱、控制系统、塔架五大零部件逐渐用国产的替代。

早期风电人给从国外进口的整机替换上中国制造的单个部件，运转一段时间后，进行评估和分析，对比发电量的差异，再逐个解决发现的问题，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试，逐步实现风电机组的国产化。

在风电机组国产化初见成效时，朱俊生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早期尝试国产化的风电整机生产厂家找不到试用客户，新鲜出炉的国产化机组没有市场。

也就是说，尽管经过科技攻关，国内的大型并网风电机组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缺少批量生产的实际考验，用户不愿选用国内制造的产品。反过来看，如果不经过批量生产的锻炼和考验，大型并网机组国产化又难以实现。国产机组似乎遇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难题。

针对这个问题，朱俊生所在的国家经贸委提出建设示范性风场，培育国产机用户，利用攻关成果，采用招标、风险共担的方法组织有经验的生产厂家批量生产风电设备供示范风场使用，以此实现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一跃”。

1994年5月，国家经贸委提出“双加”工程，即“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技改步伐”，共遴选出900余个项目，投资近1200亿元。在朱俊生的努力下，风电项目也成功跻身其中。1995年，电力工业部发布《关于印发利用“双加”工程推动大型风电场建设及风电机组国产化工作意见的通知》，由国家经贸委安排设立“双加”工程新能源专题，规定示范风电项目总装机12万千瓦，分3年完成。就这样，朱俊生为国产风电机组搭好了展示的舞台。

为了保障风电项目的可持续发展，1999年，朱俊生参与制定的《关于进一步促进风力发电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文件提出：风电场就近上网，电网全容量收购风电电量，电价高于电网平均电价的部分在电网范围内均摊。

“早期国产风电机组因为包括大量研发、生产和测试验证费用，造价较高。为了摊销成本，鼓励行业继续发展，风电的上网价格应该在特定阶段高于常规能源，多出来的这些钱必须要有人去承担，给风电机组的国产化留下空间，这样风电产业才能慢慢发展起来。”朱俊生谈道。

2000年，朱俊生又参与制定和发布《“国债风电”项目实施方案》，利用2000年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建设8万千瓦国产风电机组示范风电场项目，其中包括内蒙古赤峰供电公司装机3万千瓦、辽宁营口供电公司装机1万千瓦、大连供电公司装机1万千瓦和新疆风能公司装机3万千瓦。

这一方案对风电机组提出了具体的国产率考核要求，例如在发电机、齿轮增速箱、电控系统、调向装置、叶片五大部件上，每个项目30%的容量应保证有2个国内制造的部件，国产化率达到50%以上；40%的容量装配4个国内制造的部件，国产化率达到75%以上；其余30%的容量实现五大部件全部国内制造，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

从产品到市场，再到资金、电价，朱俊生几乎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中国风电机组的国产化进程有条不紊地徐徐展开。

当被问及是否为自己在风电领域的成就感到骄傲时，朱俊生只是淡淡地说：“我倒没有。大家常说风电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名和利，但我还是选择坚持继续做。后来好几个跟我一起做的人说，没想到老朱你干的这个行业这么火，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人家努力做出成绩来了，推动了整个行业发展。”

整个行业是彻底“起来”了，但是朱俊生的个人待遇并未因此发生质的改变。朱俊生表示：“我每个月的工资是56块钱，拿了13年。职级、待遇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共同把一件事情干成。”由于当时可再生能源市场情况很差，行业内人才流失严重，尽管有不少高薪、有前途的单位找到朱俊生，但他始终选择坚守阵地。春秋往复，不变的是让这股使行业发展的劲风吹遍祖国大地的初心。

2010年，我国的风电总装机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如今，我国已经连续15年独据全世界最大风电市场宝座，制造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风电机组。

在谈到中国风电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时，朱俊生格外欣慰，他说：“第一，我没想到我们国家的大型风电机组发展得这么快，技术水平提高了这么多；第二，我没想到从买风电机组到自己制造，实现国产化这样快；第三，我没想到我们过去买风电机组，现在我们的风电机组出口也已成规模；第四，我没有想到条件那么艰苦的地区，风电场的建设速度也如此之快。历经淘洗，在时代的浪潮中存活下来的风电企业，现在还有二十几家，基本上已成气候，这些都是能经得起风浪的。”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2000年，朱俊生不再担任国家经贸委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司副司长，但他没有停下在风电这条路上的脚步，而是借助联合国的支持，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能力建设，组建了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

“对中国来讲，政府部门之间要互相配合，同时与行业协会、企业同心协力。”谈到行业各方协作，朱俊生很有感触，“比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在当处长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各部门之间不要去争权，要协作、团结一致、共同推进，在哪方面能发挥作用就充分发挥作用。”

朱俊生不论是在国家计委，还是在国家经贸委，都极力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比如与科技部之间，朱俊生常说：“科技部搞技术攻关，拨款支持科研，他们跑第一棒，产业化的问题我跑第二棒。”

在协会任职期间，朱俊生继产业化、国产化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呼吁和推动风电企业进行专业化改革上。朱俊生认为风电应该更多地追求“专而精”，而非“泛而多”。作为多学科交叉行业，风电的单个企业很难在每个领域都成为行业翘楚，大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大同小异，各自缺少核心竞争力。因此，要想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而推动整个风电行业的大迈步，就需要大家各司其职，加强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提升生产与科研能力，一起做好产品，将这股“风”吹向全球各地。

朱俊生为风电发展鞠躬尽瘁，将个人价值发挥到了极致，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一直勇往直前。在谈到当今青年人出现的“躺平”现象时，他表示：“躺平是不对的，躺平是失去信心。在竞争场上败下阵来，就不敢继续战斗，这是怯懦的表现。”朱老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要耐着性子去做实事，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减少自己的失误，适当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少去幻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少争论，脚踏实地地做事，做到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他说：“作为个人，哪怕只起那么一点点作用，也要将这点作用融入整个社会。年轻人的精神不能倒，经过几次挫折以后，还是要不灰心、不丧气，继续干，是金子总有发光的一天。”

说到现在青年人压力大的问题，朱俊生表示，全力以赴地投入是他年轻时候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信，只要用尽全力去投入了，压力感便会小很多。朱俊生的一生，也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一道理——风电事业刚起步时，要解决政策资金问题；初入工作岗位，到艰苦地区考察；风电事业起步后，全身心投入产业化、专业化行业建设中。他永远走在做实事、勤做事的路上，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如今的青年人学习和传承。

▲朱俊生受邀参加2014年全国大型风能设备行业年会并发言（供图：朱俊生）

风电行业发展蒸蒸日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这个行业。行业发展得好，项目多、有活干、待遇好、机会多，自然就会吸引人才，产业发展前景也会越来越好。谈到青年人在人生关键时刻如何做选择时，朱俊生强调，这个社会没有不重要的工作，也没有不重要的行业，关键是要看自己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他说：“一个人对一份工作、一项事业产生兴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兴趣需要培养，不然很难判断出自己是否真的能够甘愿为这项工作奉献一生。比如，高中的孩子为什么要报工程物理系？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搞原子弹是最厉害的，但其实，大多数人缺乏对这个专业的了解。”

朱俊生还认为，青年人选择好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就要更加重视培养自己的实力。如今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很多发挥个人才智的平台，足以让青年人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恣意绽放。但如果才华和能力不够，平台再大，也无法物尽其用。朱俊生表示，国家重视工匠培养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如今，人才市场上存在大量高学历的人，但是高学历低能力的人也有很多。有些人学历不高，但在工作上却是关键齿轮，部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他们。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缺少的，就是做实事的工匠和精通核心技术的专家。

如今，朱俊生的工作比起之前少了很多。闲暇时间多起来后，他也会逛逛时兴的仓储式超市、刷刷朋友圈、看看旧识的动态，了解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他依旧保持着年轻时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喝2块5毛钱一盒的牛奶，自己下厨做饭。他也依旧会去观察社会上的人和事，却鲜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在被问及从业这些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平静地表示，风电行业能有如今的发展，不是他的功劳，是国际趋势、风电企业努力做出成绩、国家重视节能减排多方面综合的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谦逊，也是历经波澜壮阔后的云淡风轻。

回首三十多年的风电之路，朱俊生将所有的功劳归于他人，认为自己只是风电这颗“种子”的灌溉者之一。依靠国家政策，为种子的发芽、秧苗的茁壮成长提供必要的呵护，让它们长成参天大树，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个从业者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和义务。当代青年人应从朱俊生先生的事迹中汲取养分，传承和发扬他勇于担当、勤于探索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开展研究、发展产业，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扎根，等待盛放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