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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规划出现微妙变局

2011-08-16 13:52关键词:AP1000核电发展核电站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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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祖盛直言,“我们可能有点急于求成,或者更多的是形式主义,弄几十个专家到现场待三四天,像我这样的就算干了一辈子核电,到电厂只待三天的话,连东南西北的门朝哪开都搞不清楚。”

前述检查组成员未对此次检查结果作出评价,仅强调,“结果需由三部委来定调,他们会给出全面、综合的评价。”

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措施有充分保障,不过,随着国际安全标准不断提高和福岛经验陆续反馈,也仍有很多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决策层善意、及时的安全检查指令在执行中流于形式,而更让人担心的是,核电运营中的怠忽态度亦显现出来。

一位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核电站年度发电任务越来越重,留给两台机组的计划外停机检修时间已缩短到三天到四天。出了小问题后,上面给出的意见是“允许在当前状况下运行到下一次计划大修”。

监管体制短板难补

多位专业人士提醒,中国现行核电安全的监管体制,也多有不适应之处。

郁祖盛表示,中国整个核电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从福岛核事故上便可反映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多头管理,二是效率低下。

按目前体制,对运行核电站进行管理的是三个部门,包括作为行业主管单位的发改委下属的国家能源局,管理核燃料的工信部军工局及其常设机构国家核电应急委员会,以及环保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局。

郁祖盛透露,福岛核事故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权威发布”,其信息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确认,到最后发布出来时,“已经过了至少一个星期”。

福岛核事故期间,上述所有管理机构均各自向国务院汇报信息,但没有谁是权威机构,最后均须国务院在听取了多方汇报之后,再汇总作出决策。

郁祖盛还表示,在目前的核电管理体系中,各核电集团的利益分歧和矛盾更加凸显出来,且得不到有效沟通和协调,因此中央政策在企业落实的实践当中,往往会打折扣。

业内人士指出,核电站的运作,需要可靠和透明的监管,需要运营者与监管方之间的制衡,以及高标准的建设质量。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中国就已快步进入到核电高速发展阶段。

郁祖盛指出,即便受福岛核事故影响,中国“十二五”期间不再审批新的核电站项目,当前在建核电站发展速度,也已经是“跃进”了。

2007年,中国政府将核电从“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发展”。是年,国务院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

倘若没有福岛核事故发生,中国核电建设可能还会提速。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计划,调整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将2020年的目标提升到8000万千瓦以上。

据悉,这一规划将与核安全规划一并推出,发展目标可能调至7000万千瓦左右。

冯毅表示,根据“国四条”规定,只有在完成核电站安全大检查,调整完善核电中长期规划及出台核安全规划后,新核电项目才会放行,新的核电项目审批可能要延至明年下半年。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指出,即使核安全规划和新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新核电站项目在审批和项目落实方面,也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林伯强说,中国在未来新增核电项目时,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政治压力,在全球都在缩减核电的时候,中国不可能自己一家还在大踏步前进。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压力,随着核电站在安全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核电经济性面临大考。

按照福岛核事故前中国规划建设的核电站计算,到2015年,中国将每年新建五个核电站反应堆。若核安全规划明确采用三代技术建造新核电站,则意味着今后的五年至十年中,中国每年将建造至少五个AP1000核反应堆。

对此,郁祖盛认为,从中国目前装备制造能力、施工和管理能力上分析,每年建设五个到六个已是极限。

“在未通过实践证明AP1000的安全性之前,如此大规模建设值得商榷。”曹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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