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丨欧阳昌裕：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发展研究

三是电力发展形态调整加快。一方面传统能源发电继续延续大型化、基地化、跨区输送的路径发展，呈现出“大”的是好的属性。另一方面也相继出现了分散化、小型化、分布式发展的新形态，除小水电、接入配电网的新能源发电、综合资源利用发电和小型煤层气发电外，将大量出现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基于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微网、智能家庭能源系统、电动汽车以及小微型储能装置等新形态，这些新形态尽管价格相对较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但与自身大型化发展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表现出“小”的是美的属性。未来“大的”数量少但规模大，“小的”数量巨大但规模小，更多是双向流动，对电力系统影响大，客观上需要智能电网来支撑大规模发展。

四是电力系统与用户、社会互动加深，新型商业模式加快出现。用户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需求逐渐显现。从电力系统到用户的传统单向流动加快转变为双向乃至多向流动，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加快。

要实现电力行业安全、经济、绿色、和谐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电网，通俗理解，就是把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新型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新型储能技术，与现有电力系统持续全面深度融合，进行智能化升级换代，从而逐步形成全新的电力系统，实现电力行业更安全、更经济、更绿色和更和谐发展。

增速换挡：全社会用电

进入中速增长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全社会用电相应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本世纪前10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年均增长10.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分别为23.0%、14.9%和20.2%，带动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即全社会用电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4%和12.0%。前10年经济发展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瞩目成就，主要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增长率和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的系统性稳定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一是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膨胀加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失衡日益加剧，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广大民众没有真正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和地区结构不平衡加剧；三是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等问题。很显然，这种经济旧常态本身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表现出明显的经济、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难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2011年三者依次增长9.3%、7.1%和12.0%，2012年依次增长7.7%、4.0%和5.6%，2013年依次增长7.7%、3.7%和7.6%。

未来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经济潜在增长率，实际在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潜在增长率可以理解为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受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生产率三大因素和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国际因素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周期。从劳动投入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并将延续下降态势，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从资本投入看，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因人口负担轻而能维持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态势难以持续，今后将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生产率看，技术进步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短时间大幅提高。以互（物）联网技术与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日趋深度融合为基础，以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或四）次工业革命，既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分布式能源发展，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又能够采用诸如3D打印技术等基于物联网的数字智能技术，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通过利用各种材料和采用叠加工艺等，将产品“打印”出来，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料远低于传统生产方式，能源消耗也远远低于传统方式；还能够采用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等，使制造业对工人的依存度大幅下降，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大幅度降低，制造业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进而使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最终影响世界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可能因此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则可能因不能顺势而为而失去优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影响，力求“重新回归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矫正全球经济失衡。例如，美国通过调节税收政策来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能力。美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核心在高端制造，着力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推动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的集群发展，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及国际分工体系再重组，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

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全国用电需求增速也相应进入“换挡期”，即从过去高速甚至两位数增长进入4%～6%的中速增长周期，更长远看还会进入中低速乃至低速增长期。“十二五”前三年，用电年均增长8.4%左右，2014年用电预计增长3.8%左右，2015年预计增长4.5%～5.5%。“十三五”用电年均增长在4%～6%间中速增长。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全国用电负荷中心，但用电增速和占全国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西部地区经过大开发的5年培育期，2005年后用电增速开始发力，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用电增长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从用电结构看，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可能中高速增长，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稳步提升；第二产业用电增速回落，其中高耗能行业继续中低速增长，而新兴战略性产业用电保持中速增长。2020～2030年期间，全社会用电再次换挡到2%～4%的中低速周期，东部地区用电低速增长，而西部地区用电中速增长。全国全社会用电在2030年左右基本达到饱和，开始进入2%以下的低速增长周期。

结构升级：坚持节约优先，

推进电力消费革命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电力消费革命事关生产方式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核心是坚持和有效落实节约优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主要发挥电价调节引导作用，建设节约文化，做到节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存量减量化、增量高效化和节约生活化。坚持节约优先，需要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科学使用能源资源，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一是加快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把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任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同步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加快发展现代信息产业体系，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协调发展，提高度电产值或提高电能产出效益。

二是加快实施以终端节能为重点的节能优先战略。要遵循科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过度依赖，限制不合理的电能消费需求，倡导理性消费、节约消费、适度消费，以更集约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实现更高的能源经济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三是加快实施提高电气化水平的终端能源替代战略。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以煤为主，油气资源不足，油气供应对外依存度高，决定了我国油气占终端能源消的比重难以大幅度提升，以电气化水平提高和电能替代为主要方向推进终端能源替代更符合我国国情，并有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随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增长，中东部地区大气环境面临更加严峻挑战，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煤从空中来”，对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