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史丨对核的敌意从何而来？-第2页-北极星核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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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使得核电发展的历程，也变成了不断被“污名化”的过程。相较之下，我们对核的认知过程要“理性”得多。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一提到“核”，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两弹一艇”，是高精尖科技、国之重器等比较正面的形象。我国的核电发展起步较晚，而且一直保持安全运行的良好记录，再加上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由于“远在天边”和资讯不发达等因素，总体而言民众对核能的认识至少是中性的。然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的时候，由于“近在眼前”和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国的民众第一次对核事故有了较近距离的认识和感受，在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催化下，发生诸如抢盐风波这样过度情绪化的反应，也就毫不奇怪了。

感到奇怪而需要深入探究的是，一个在行内人士眼里相当安全的行业，为什么在大众层面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印象？

2 可怕的不是辐射，而是恐惧

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原因，在于他卓有成效地将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发现人在经济活动中主要依据经验、心理判断而非经济理论和假设做出决策。这项研究成果，是他和助手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1970年代获得的，也就是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锚定效应”现象，概括起来就是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个起始值会像船上的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换句话说，人们在下判断或做决定前，容易受到之前那些显著的、难忘的信息（证据、经验）影响，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

心理学家卡尼曼

今天，在经济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锚定效应”的应用，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各种电商平台采取的打折或促销策略了。划去较高的原价，在旁边给出一个新的较低价格，原价自然而然就成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参照物；原价越高，顾客心里的锚定值也就越高，降价时入手，当然就感觉自己捡了大便宜了。

“锚定效应”在商品促销策略上的应用

我们发现，“锚定效应”在核能领域同样高度适用。人们对核能的最初印象，绝大部分来自于核武器爆炸时产生的毁灭性的恐怖场景。这种神话般的最初印象，就像轮船上沉重的锚一样，牢牢地左右了人们对核技术的认识和态度，将之与死亡、癌症、遗传缺陷等联系在一起，并延伸到民用核能领域，在几起严重核事故的催化下，使得大多数人养成了本能的恐核心理。

和技术专家们倾向于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理解风险不一样，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更为感性和情绪化，严重地依赖于其知识、价值观、个人经历和心理等因素。1980年代，著名的风险沟通专家山德曼(Peter Sandman)提出“风险＝危险＋愤怒”，用以验证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以科学计算出的风险与大众认定的风险之间的差异。他将“危险”定义为科学家所谓的风险，而“愤怒”则是大众面对风险时所作出的反应，包括恐惧、怀疑、悲伤等负面情绪，即风险等于实质的危险加上心理恐慌。事实上，在“危险”（危害可能有多大）和“愤怒”（可能使得人们有多焦虑）之间，关联性很小。而一个特定事故中决定大众反应的，主要不是实际的危险程度，而是所谓的“愤怒或恐惧因素”。

山德曼

社会心理学家斯洛维奇(Paul Slovic)等曾经定量、系统研究过不同人群对81种活动(包括核能、车祸、抗生素、农药、酒精等)的风险认知状况，并提出了一种心理测量学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影响人们风险认知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

（1）自愿性：当风险来自于不自愿或强加的活动时，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因而更不容易被接受。比如，公众愿意接受每年0.4mSv的X射线诊断剂量，因为这个决定是他为了身体检查而自愿做出的，相反，哪怕每年0.5μSv的来自核燃料循环体系的辐射照射，他也不愿意接受。

（2）可控性：人们通常不会对自己能够控制的风险（如驾驶机动车和自行车）感到恐慌。当风险来自于自己无法控制的活动时（如化工设施产生的有毒化学物质的释放），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因而更不容易被接受。

（3）熟悉程度：人们更愿意相信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那些不熟悉或遥不可及的东西。当风险来自于人们不太熟悉的活动时，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4）潜在的灾难性：相比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或随机分布的导致伤亡的活动（如交通事故），当风险来自于具有在时空分布上呈分组排列的重大伤亡事故潜在性的活动时（如由工业爆炸重大事故导致的伤亡），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5）理解程度：当风险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时（如由于有毒化学物质或长期低剂量辐射照射带来的健康效应），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6）不确定性：当风险来自于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活动时（如核辐射或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7）延迟效应：相比于那些会立即产生效应的活动（如中毒），当风险来自于可能具有延迟健康效应的活动时（如辐射照射与有害的健康效应之间的长期潜伏期），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8）对后代的影响：相比于那些孤立的活动，当风险来自于可能给后代带来潜在威胁的活动时（如由于有毒化学物质或辐射照射导致的有害遗传效应），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9）个人利害关系：当风险来自于会带来直接威胁的活动时（如居住在废物处置设施附近），而获得的收益又不足够大时，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也就是所谓的“邻避效应”——“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10）事故性质：相比于那些自然界导致风险的活动（如来自地下氡或宇宙射线的辐射），当风险来自于人为失误时（如操作失误或忽视导致的工业事故），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邻避效应”

很不幸，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核能就是一种未知的、不可控、后果恐怖、影响范围大、可能影响到后代的活动，对它的风险感知度很高，接受的程度自然就低了。所以，精神病理学家杜邦(Robert DuPont)指出，人们对核能的担忧源于很多不理性的心理因素所致的恐惧，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活动像核能一样，容易让人产生病态性的恐惧。正是这种病态性的恐惧，支配了大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

投稿与新闻线索：陈女士微信/手机：13693626116 邮箱：chenchen#bjxmail.com（请将#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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