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影响碳中和的国际进程？

本人在2022年1月24日的随笔：“对碳达峰碳中和几个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中曾写过一段话：德国的能源转型受到国人，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研究者的推崇。德国的鲁尔煤矿产量逐步减少，尽管德国仍有人用煤炉烤火取暖；鲁尔矿区转型也是资源型矿区转型的成功案例。德国已经提出退出煤炭并不断提前退出时间，尽管最近的能源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影响德国能源转型的决心。

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德国曾经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产生的地方，但德国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却被东正教盛行的前苏联以及有着“天下为公”的中国所推广。

而今，“一个幽灵，碳中和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未来的情形会怎么样呢？

当时就写到这里。

一、受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发达国家的碳中和进程相应调整

未曾想到，相隔不到半年时间，关于碳中和国际上就出现阵阵寒流。

从出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发达国家情况看，能源结构调整进程受到较大影响。

英国石油(BP)发布了2022年版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由于经济活动的加速，2021年全球能源消耗量增长5.8%，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全球每日石油需求量比2019年减少370万桶，主要原因是航空业陷入低迷，石油消耗量较疫情前低33%。2021年，全球煤炭消耗量增长超过6%，略高于2019年，是2014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经济快速复苏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5.7%，接近2019年的排放量。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增长强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消耗量。

美国：限制环保署进行碳排放监管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在西弗吉尼亚州诉美国环保署（EPA）案作出最终裁决：限制美国环保署（EPA）利用《清洁空气法案》来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力。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裁决，将限制联邦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英法：推迟、重启燃煤电厂

全球范围内一度广遭“嫌弃”的煤电似乎正卷土重来。

受近期能源供应紧张影响，德国、英国、法国等相继呼吁节约用能，一改一直以来的“弃煤”姿态，表示将加大燃煤发电量，以弥补因天然气短缺带来的能源供应缺口。此外，为保障能源供应，印度、日本、韩国等国也陆续加大了煤炭用量。

英国考虑推迟关闭一些燃煤电厂的计划，以确保今年冬天的电力供应。据悉，英国要求国家电网电力系统运营商(ESO)设计一个框架，以鼓励电厂保持发电站的正常运行。

据法媒报道，6月底，法国准备重启一家煤电厂来保障电力供应。据报道，一份将在7月初的内阁会议上提交的法案显示，位于法国东部圣阿沃尔德（Saint-Avold）的煤电站最快能在下个月返聘71位前雇员，在冬季到来之前对电厂进行维护。

澳大利亚：限制煤炭出口

6月底，澳大利亚宣布接管电网运营，暂停境内“所有地区”电力市场现货交易，以求抑制电价、保障电力供应、防止大面积断电。据悉，这是澳大利亚电力市场现货交易市场自1998年以来首次暂停。

德国：确定撤销2035年100%的绿电目标

最近几天，有关媒体发布消息称，德国拟修改法律草案，撤销“在2035年之前能源行业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和”目标。本人不懂德文，不知道德国的原意是啥，但读了那个信息感觉说的是什么不甚清晰。

12日在微信发现，有人对此说法进行了校正。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德国放弃2035年100%的绿电目标”。德国碳中和目标（确切的说是气候中和目标）是在2045年实现气候中和，这个目标没有变，是写进气候保护法的，德国的能源法案没有设定过2035年碳中和的目标，所以谈不上取消。

如果是那样的话，两者的意思差不多：因为有人将能源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理解为100%的绿色电力生产。

事实上，绿色电力并不代表能源行业碳中和，因为绿色电力的光伏发电材料生产、设备报废后的回收处理等，还需要消耗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德国上议院还批准了一项能源法案，包括新的可再生能源扩张目标、天然气进口计划以及燃煤和燃油发电机组可能重返电力市场。德国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将全国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实现三倍增长，从目前的117吉瓦增加到360吉瓦。

德国将绿电目标改为2030年达80%，这也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说明德国还要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和占比，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由于俄乌冲突改变了德国之前的计划安排。如果说之前的计划是先退煤退核再退气，现在变成是先退气再退煤退核，最后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发电。换言之，唯一不变的是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由于能源进口价格飙升，德国自199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经济学家Carl Weinberg表示：“德国引以为豪的贸易顺差已经消失，能源、食品和材料进口价格的上涨正在增加进口账单。”

二、突发事件对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影响简析

用一句含哲学意义的话说，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全球的碳中和进程，大致也是如此。

记得2005年在友谊宾馆参加一个会，刚好我的新书《循环经济学》出版，出版社的人帮我拿了一些到会场。西方参会人员都是主动购买书的，并要我签字。

其中，有位美国人还跟我聊天了半个小时，话题主要是环境保护。他先问我对中国环境保护的看法，我依据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认为我国环境会在某个阶段会变好的。他说我是“乐观”的，这个词他说出来我还没有听懂，问了以后才知道。

这位美国人告诉我，他在美国环保署工作了40年，美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是“进三步退两步”的，有时严些有时松些，现在的环境质量已经很好了。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认为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话出于《曹刿论战》，同样可以用于其他工作方面。如果一项工作的“弓弦”一直绷得很紧，不是“弦”会断，就是其他地方会出毛病。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国的一些公共政策，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国外实施效果均是不错的，而在我们的执行中往往会“走样”。为什么呢？可能与所谓奥地利学派的“机会主义”有关，也就是说，执行的人会优先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加以实施。也就是政策执行中存在“利己”选择。是否存在管理人员为企业产品“代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说北京疾控中心的原主任就是因为收受“租金”而被审查的。

言归正传。

俄乌冲突，是影响当前欧盟国家能源供应的原因，也是影响欧盟国家调整能源和碳中和进程的突发因素。

我的判断是，这次的能源危机，将加快欧盟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但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德国原来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存度将近50%，一下子改变能源供应、产业布局和技术支撑体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但德国在节能、低碳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不会停下来，反而可能会加快。

看看美国的情况，结论也大致如此。

美国在《京都议定书》签订以后，小布什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经过肯定和否定的反复。但是，美国自1973年能源危机后确定“能源独立”战略，到2021年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在能源相关技术进步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这两天微信上传一个视频，我国的一位大专家说国外不会“减排”。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这么看。外国的“碳减排”（其实环境保护也是如此），不像我国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动，而是依靠企业技术进步实现的，这也是国外一直强调企业是“市场主体”的结果。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促进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是逐步显现的。我国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或依靠行政手段的好处在于，能迅速改变某一状态。例如，大气污染攻坚战，现在的效果有目共睹：天在变蓝，晒“蓝天白云”照片已成微信上的日常。

关于减排效果，我们可以从数据对比中发现，我国的万元产值能耗、污染物排放比国外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个人把这一差距归结为发展阶段的差距。

总之，我们需要跟踪国外碳中和动态，更应该将关注点放在技术进步上，尤其是要关注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和突破！

这也是我近来一直强调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另辟蹊径，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碳中和之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