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能生物：中国生物质发电的先行者

随后，他就生物质能的市场前景咨询了他在沃尔沃公司做高级顾问时的同事特罗根(Karl Erling Trogen)先生(目前他是龙基电力的董事)。特罗根先生非常坚定地告诉他，生物质能行业未来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在经过深入调查后，蒋大龙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择——转行做可再生能源事业。因为在蒋大龙看来，环境可持续性是实现全球未来强劲发展的关键。他决定在中国创立一个从事可再生能源事业的世界领先公司，并把奋斗目标瞄准国人非常陌生的生物质能，义无反顾地一干就是8年！

蒋大龙告诉记者，本世纪初，中国还没有企业拥有生物质能这项先进技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质能技术公司在丹麦百安纳(Bioener)公司手里。为了引进生物质燃烧发电技术，填补中国国内此项技术的空白，他在当时中国驻丹麦特命全权大使甄建国的帮助下，一次次游说百安纳的股东们。他对百安纳股东们说：“丹麦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全丹麦的种植面积才有6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如我山东老家一个省的种植面积(45万平方公里)。而且，我们老家有6000万农民，光农民人数就是你们国家的10倍。你把这么好的技术留在丹麦不给中国，那不糟踏了？况且，中国离丹麦这么远，我们两家企业之间也不会产生竞争。”凭借三顾茅庐的精神，百安纳股东终于被蒋大龙的执著打动了。

蒋大龙带着自己在国外的全部积蓄，义无反顾地回国创建生物质发电企业。2003年12月28日，龙基电力集团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的控股方)在北京平谷成立。

胆识与机遇造就成功者

作为创业企业家，蒋大龙的资质很有优势，他曾经工作于中国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跨国大公司，并有海外企业管理专业留学背景。这使得他的思维很自然地具有前瞻性。龙基电力集团公司创立后，他几乎在同时运作三件大事：第一件事，与百安纳就全套技术引进谈判，并最终获得了技术区域使用权。第二件事，说服百安纳核心技术工程师进入自己的企业，并且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让他与企业兴衰捆绑在一起，实现了引进技术的本土化问题。第三件事，与国家电网探讨股权合作，最终达成共识。

一家民营企业要想引入国有非控股股份，并不太容易。但蒋大龙做到了。这源自他对国家战略的深刻理解和对国家电网策略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县域经济不发达的问题，而要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贫困县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农村电力不足的问题。由于电力成本等诸多原因，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成为国家电网覆盖运行成本较高的地域。而生物质发电的原料是农作物秸秆，建设地点位于乡村，由于燃料充足，发电十分稳定，年平均发电超过7000小时，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小时的4倍，所以，生物质发电是农村电网的最好支撑电源，建造生物质发电厂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电网安全运行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小煤电关闭后小城镇供热问题，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与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相吻合，也与国家电力产业规划发展方向一致。蒋大龙说：“大央企建小电厂，管理不便，成本过高，劣势远大于优势，但他们可以引导并参与我们这些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去建设运营，我们也会充分尊重他们的建议。这是惟一能够实现多赢局面的营运模式。”由于双方的目标一致，很快达成股权投资筹建国能生物的共识，国能生物于2005年7月7日正式注册成立。在这家国有民营联手的企业中，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扮演的角色是引导国能生物去那些农村电网发展需要的边缘县域地区投资建设生物质发电厂，实现杠杆效应。

2006年12月1日，在蒋大龙的老家山东，国能单县生物发电有限公司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并成为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能源样板项目。当机器开启的时候，蒋大龙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比不上我们发电机开启运转时的声音。”因为，那声音中包含着他们这些建设者为中国第一家生物质发电厂所付出的一切。在电厂建设前，除了他和几个企业高管，其余所有建设者们都没有见过生物质发电厂的模样。他们凭借丹麦总设计师提供的一份图纸，在完全不能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靠手势解决了建设过程的所有问题，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物质发电厂。电厂的技术设备达到了燃烧多种农作物秸秆(小麦秸秆、棉花秸秆、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等)和林业废弃物的功效，提高了生物质能燃料的适应性，燃烧效率较中国国内同行高30%左右。此外，电厂的建造成本也大大降低，以建设一家30兆瓦发电厂为例，每千瓦的建造成本从1.1万元降低到87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