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鸣高：矢志煤海六十载 呕心科教心不歇

江南鱼米之乡养育了钱鸣高，这位在以轻工业为主的无锡长大的年轻人，却在1950年响应国家号召，远去东北选择了最艰苦的地下开采作为自己的专业，从此便把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煤炭事业。钱鸣高院士一直在科学探索道路上执着追求，在人才培养道路上辛勤耕耘，创造了矿山压力与控制领域的数个第一，书写了我国煤炭采矿科技的辉煌篇章。

毫不夸张地讲，在钱鸣高院士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严谨与求实相伴，责任与奉献相随。前不久，我们有幸拜访到80岁高龄的钱老，聆听他为我们深情讲述他在煤炭科教道路上砥砺前行的步伐。

重工业兴国，选择了煤炭

1932年，我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小镇上，那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年代。

在我刚刚开始记事的5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也是那一年，父亲因病过早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在沦陷区，日本人要杀谁就杀谁，侵略者的铁蹄与家庭经济的衰落，让我饱受了民族的苦难与自身艰难生存的艰辛。但却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养成了在苦难和逆境中顽强生活的耐力和发奋图强的决心。

抗战还没有胜利，我在小镇读初中。正在上课的我们一听日本人来了，就赶紧收起课本，把日文拿出来装模作样，等日本人走了，我们才能继续学习。刚刚懂事的我开始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那时我坚信，国家的兴盛必须走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1947年，我考入省内著名的高级中学苏州中学，埋头读书。可是，家里能维持我读完高中已很不容易，我读完高中将如何?真使我茫然。

就在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苏州解放了，我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1950年春天东北工学院在上海招生，我很想学物理，但当时东北工学院是工科大学，我就选择了机械专业。同年4月，我和大批被录取的同学，踏上了由上海开往东北的列车，抵达重工业基地抚顺。入学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抚顺煤都。龙凤矿竖井及老虎台矿斜井的巨型提升设备，还有抚顺西露天煤矿开采近百米厚煤层的壮观场景，使我们这些出生在江南水乡、看惯面粉厂纺织厂的年轻人激动不已。国家发出“哪里需要到哪里，哪里艰苦到哪里”的号召，学校号召大家改学采矿，我更是认为这就是兴国之路，来东北工学院就要学采矿，如果学机械就不如去清华了。于是我改学采矿，从此，我的一生就与采矿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东北之前，我的数学老师就对我说：“钱鸣高啊，东北太冷，而且那个地方是发展重工业的，比如采矿啊、冶金啊，都是很艰苦的。” 同去的南方同学，有一些因为不适应冰天雪地的气候条件，和高粱玉米的饮食生活，退学返乡。但我认为，艰苦并不可怕，凭着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更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没有被开垦过，可以很好地开创新的天地;另外，当时采矿专业实行全额供给，这也使我一心一意，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学习。

这些一直坚定了我的从事采矿工业强烈的决心和信心。

大学四年的教育，让我深深感到我国重工业建设的落后。解放前，我国的采矿科学几乎空白。那时我国煤炭产量低，仅仅是讨论煤怎么挖出来，风怎么送进去，似乎没有什么学问好谈，也没有自己像样的教科书。解放初期，采矿工业由学英美改为学苏联，上课的教材是由苏联原文或俄文编译过来的，在教科书中，所有学术观点甚至技术方法都没有我们国家自己的一席之地。

严谨悟道不断创新，实现理论实际相结合

1954年，我大学毕业被选送到北京矿业学院攻读采矿系采煤专业研究生。我的导师张正平和前苏联洛莫夫教授，指导我学会了科学研究和做学问的方法，把我引入采矿科学殿堂之门。

开始“研究”时，照搬苏联的研究方法，主要由现场实测到实验室研究，更多注重规律性研究，发现一个新现象就陶醉于自我欣赏中。但采矿科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开滦赵各庄矿，我把自己长时间测得的规律进行汇报，工程师一句“谈得不错，但如何解决我现在面临的问题”让我醍醐灌顶。

1957年我留校任教，直接从事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矿山压力及其控制的研究。1958年，我开始深入到阜新、开滦、阳泉、大同等矿区第一线进行技术革新。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对矿山压力控制的感性认识，也让我深深懂得，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踏踏实实工作。理论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也要到实践中去检验真伪。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使我全身心投入采矿科学的研究探索中。

我国煤矿开采中事故频繁，煤炭开采常以牺牲矿工生命为代价，百万吨死亡率很高。工作面长时期没有实现机械化，大量采用单体支架，单体支架工作阻力小且支护结构很不稳定，因此工作面冒顶事故不断，伤亡严重。我和所在的团队就开始研究如何解决煤矿工作面冒顶事故的防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