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粮”“能”可以得兼

产业热，科研冷;民间热，科研冷。生物质能源植物的科研陷入了一个怪圈。

“国家和地方相关部委各自安排自己的项目，但是显得比较分散，研发种类单调，同一性质的项目重复立项，没有协调各方力量进行顶层设计，浪费严重。”邢福武说，既有的研究仅是局限在某一些种类，或者是某一系统所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做到联合攻关，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谢光辉说，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是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必须从国家层面有统一的规划，对生物质能源植物的发展作好布局和规划。

“粮”“能”两宜非不可能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摸清家底只是第一步，而在产业化前期，筛选多用途的植物是中国能源植物研究最迫切的任务。

我国《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将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其中，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780亿千瓦时。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农林生物质发电到2020年达到2400万千瓦，沼气和垃圾发电分别达到300万千瓦。

作为生物质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粮生物质能源作物的责任重大。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品种。这是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的重要一步。”邢福武强调。

“对于现在发现的植物要进一步筛选。”谢光辉解释说，对于已经明确可产业化的重点植物，要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提高品种的抗旱、耐盐碱和耐低温等抗逆能力，同时兼顾产量和品质，创制有国际竞争力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源植物新品质和新品种。

品种选育成功后，建设原料供应示范基地也是必须要做的。

谢光辉说，要充分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把小规模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成为规模化利用方式，建立能源农业生产基地，展示能源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建立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单位示范不仅要包括非粮原料生产体系，还要包括收储体系和生态保护功能。”

不过，不少学者由此表示担忧，认为土地流转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目前“粮地不粮”的现状，而这将严重威胁粮食安全。

以四川省为例，截至2013年年底，该省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为443.3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2.6%，农地流转后的种粮率正逐年下降，较2010年下降8.6%。皆因大多数业主按照市场化运作，将流转土地用于发展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或用于发展休闲农业等。

而河南省数据更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土地经营大户的“非粮”比例从2010年的43.7%上升至目前的60%。

但谢光辉则认为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谢光辉指出，非粮能源植物的开发和规模化种植，能提升粮食安全的土地资源保障能力，如我国尚未开发利用的盐碱地等边际土地，即“宜能非粮地”，弃种的撂荒地和超标污染地等。

不过，边际土地使用的前提是加大科研投入，系统地在盐碱地、沙漠地、荒草地等各种边际草地筛选各地区最适宜的高光效及高抗性的植物种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匡廷云也指出，生物质能源植物多采用的是干旱、盐碱、瘠薄的边际土地，更需要选择高光效、高生物量的能源植物，通过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上生物质的积累来实现。因此，建立能源植物繁育和生产基地、规模种植及加工生产体系，是解决制约生物质能源发展的第一个瓶颈的基础，也是目前重要的任务。

谢光辉还看好季节非粮地，即可以栽种能源植物的冬闲田或者秋闲田，在他看来，在不影响粮食安全的条件下，这类土地的产出效率最高。而这需要国家做出相关调控和规定，才能粮能两宜。

郑宝江则在文章提出要开发植物的多功能用途。“比如说短瓣金莲花既是能源植物、观赏植物，同时也是药用植物。而多种用途的开发，将会大大降低市场风险。”以大兴安岭为例，大兴安岭的非粮生物柴油除作为能源植物外，还兼有用材、观赏、食用和药用等多重价值，只不过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下一步，邢福武等人希望能够做纤维、淀粉类的植物摸底，他们呼吁从国家层面进行立项，进行一个摸底的调查。“过去的立项都是小规模的，都是针对个别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