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西部地区“降成本”调研报告(涉及电力、煤炭等)

(三)短期降成本措施应为长期制度供给争取时间

在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社保缴费负担重，顺应企业呼声，政府采取了一些阶段性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例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等。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作为降成本的临时性、阶段性短期措施无可厚非，但切忌长期化和常态化。财税政策措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背景下，政府适度降低税费，以短期代价换取中长期的收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政府与企业共渡难关的积极举措。但税费降低要适度，不能影响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改善。在贯彻落实好国家税制改革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需要推进涉企收费制度改革，加快“清费立税”工作，进一步改革和调整政府性基金，形成完善规范的非税收入体系，保持企业合理的负担水平。

(四)财政要注重化解结构调整降成本过程中的公共风险

降成本涉及结构调整与保持稳定之间的考量，推进结构调整必然带来阵痛，处理不好有可能对保持稳定产生影响。但又不能因为一味的保持稳定而不进行结构调整，因为从长期来看还是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才有出路。这就需要政府和财政的积极作为，财政要注重化解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公共风险。例如，陕西省“去产能、降成本”使得转岗人员进一步增加，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人员等劳动力供大于求，稳就业工作压力较大。这就要求，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把握好改革时机、节奏和力度，做好各种预案，防范各类风险。在改革过程中统筹做好就业和援助工作，切实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财政化解结构调整和降成本过程中的公共风险也要注重方式方法的创新，例如重庆市采取产业引导基金的模式，就是一种好的做法，这种方式不仅仅是立足于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为重庆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金融现代化提供了文化观念、金融资源、政府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抓住“股权融资”这样一个牛鼻子，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支持重庆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

五、相关建议

降成本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当前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通过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长效制度安排和短期政策措施，可以有效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要按照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为企业降成本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健全长期稳定资金渠道，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力度，为企业降成本提供现实支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优先位置，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的带动作用。加快内外联通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建设，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改善西部地区的通行条件。

(一)深化改革，完善治理，形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长效机制

制度性交易成本受许多来自体制机制、社会法制、部门权责利、文化行为习惯、行政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困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需要按照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治理，形成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减轻企业负担的制度保障。同时，以全面深化改革取代过去碎片化的变革创新。政府以整体政府责任来积极面对民众期盼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不断突破体制机制甚至法制束缚。同时，制度创新还需要注意新制度的适应性，为政府部门的有效作为提供足够的制度支撑，确保基层接得住管得好。同时，通过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政府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完善治理，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良好制度环境。

1.通过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政府的职权边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遵循“简约主义”的治理理念，推进市场化、分权化、服务导向的行政审批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流程，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许可项目和审批手续，取消或下放相同相近事项及关联事项，提升办事效率。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三大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和调控作用，加强政策引导，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活力迸发、规范透明、良性竞争的营商环境，避免政府降成本等举措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

2.以企业和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提升政府服务效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统一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简政放权，不仅仅要看下放了多少审批事项，取消了多少收费项目，还要看改革后企业申请开办时间压缩多少、项目审批提速多少、群众办事方便多少。因此，应建立衡量政府服务效能的明确的量化指标，让政府服务的企业和公众真正满意。加快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地方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同时，加强新闻舆论和社会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打通“信息孤岛”，使企业和公众了解、监督、评价政府服务，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3.推动政府与社会治理改革，规范中介服务收费。推进政府与社会治理改革，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依靠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社会下放权力，还权于民，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有力地激发社会创造力。深化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改革，全面清理中介服务事项，深入整治“红顶中介”，真正从源头切断中介收费和行政职权的联系。鼓励中介机构发展，建立健全和完善评估、担保等中介服务市场体系。打破部门间的利益壁垒，梳理评估、认证、检测等中介服务，对提供同样或类似的材料，走相似程序的评估、认证、检测等中介服务，实行同类合并，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各个部门都认可的一揽子评估报告，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整顿和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秩序。法定中介服务事项实施目录清单管理，对实行市场定价的涉审中介服务，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中介服务收费合理下降;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中介服务，开展收费成本评估，适当下调收费标准;适当下调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中介服务收费标准。

4.提高部门间、不同层级政府间审批监管的协同性。一是加强部门间协同。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要与司法协执、税收政策、外资准入等领域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二是加强不同层级政府间审批与监管的配套，提高协同性。破除地方保护的利益壁垒，建立地区之间产品互认机制。企业产品经权威机构认证后，应在省内各级机构间、省际间实现互认，避免重复认证，费时费力。

5.完善法制，强化信用管理，建立企业经营的公平氛围。加强保护企业权益法制建设、将保护企业权益纳入法制轨道，加大对侵害企业权益行为的查处和惩罚力度,完善企业举报和反馈机制。强化地方政府信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信用信息联接和共享，推动征信体系的相关立法和失信惩处机制，实现从关系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