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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除兼具清洁性和可再生性以外，还是目前世界上技术发展相对成熟，可以被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水电装机总量将达到 3.4 亿千瓦左右，依然是仅次于煤电的第二大主力电源，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水电是保障我国电力供应安全的重要支撑之一，也是完成非化石能源消费目标的重要基石。

“西电东送”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在电力行业的实施已超过 20 余年，在有效拉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西部丰富的水电、煤炭等资源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为该地区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时空转换至今，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电力需求疲软，水电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西南部地区新投产的水电项目错过了电力需求旺盛的“东风”，加之外送通道受阻，建设成本过高导致失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电价等诸多因素叠加，曾经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头羊”当下深陷外送与消纳困局，裹足难行。

阶段性矛盾掣肘西南水电发展

四川、云南作为我国水资源大省，“十二五”末水电装机分别达到 6939 万千瓦、5774 万千瓦，外送能力达到 2850 万千瓦、1850 万千瓦，2016 年两省水电发电量占到全国发电量的 8.9%。根据实际调研统计（不同于媒体公布的数字），2015 年川滇两省弃水量约 350 亿千瓦时；根据 2016 年中国水电学会对各水电基地实地调研结果，国家四大水电基地——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以及澜沧江 20 余座大型水电站有效水量利用率和有效水能利用率不到 80%，有的电站甚至不到 60%。2016 年仅川滇两省的实际弃水量已超过 800 亿千瓦时。尽管各口径的统计数据存在偏差，但数字足以说明弃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业内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缓解方法，西南弃水问题将在“十三五” 时期愈演愈烈。

西南水电弃水问题是历史遗留和阶段性发展矛盾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且川滇两省弃水原因各不相同，共性与差异性并存。随着曾经争论不断的金中直流工程投运，云南又打通了另外一条“电力高速路”，每年可向广西送电约 140 亿千瓦时，为迎接下一个大型水电投产高峰做好准备，但省内消纳困难已成为该省现阶段弃水的“罪魁祸首”。长期以来云南省政府一直希望依托充沛的电力和低廉的电价发展本省工业，而不是仅仅做一个电力外送大省。但基于资源禀赋和民间意愿等客观因素，省内消纳市场的全面建设并未如期实现，导致众多无调节性且定位于就地平衡消纳、上网困难的小水电无奈弃水，沦为电力产能过剩的“牺牲品”。

有别于云南，四川省弃水的主要原因是外送通道建设与水电发展不相匹配。尽管“十二五”期间两交两直特高压送出线路均已竣工满功率运行，但原计划于 2012 年建成投产、主要用于省内季节性富余水电外送的特高压交流外送工程未能获得核准建设，加之近几年水电工程的集中投产，导致现有外送通道能力远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水电外送需求，四川电力供应已从“丰余枯缺”快速转变为“丰裕枯余”。

尽管川滇两省弃水各出有因，但从中不难发现弃水问题的共性。首先，水电的集中投产与省内用电需求增长严重错位。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与产业结构低端化、同质化带来的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川滇两省社会用电量增速回暖乏力，电力市场整体严重过剩，消纳市场疲软，用电负荷发展远低于预期造成装机过剩。其次，省外受端接纳意愿减弱，‘西电东送’接纳空间严重挤压。以广东省为例，截至 2016 年该省火电装机规模已超 7000 万千瓦，而利用小时数仅为 3698 小时。有专家表示，“目前西南地区水电过剩只是国家‘西电东送’能源战略受阻的表象，究其本质是东部火电严重过剩，加之一些依靠煤炭财政的地方政府对煤电宠爱有加，从而封杀了“西电东送”的市场空间。”再次，西南水电调节性能总体较差，具有多年调节性能的水电站数量占比较低，在江河来水周期性、季节性影响下，水电群出力在年内分布极不均匀，“丰余枯缺”结构性矛盾突出。最后，剩下能开发的水电项目不断向高海拔、高寒地区转移，水电项目在背负移民、征地等社会成本以外，建设的工程成本也不断走高，导致落地电价远高于当地的火电上网电价，使水电逐步失去价格竞争力。

解决弃水问题的“当务之急”

从资源禀赋和中长期供需双方关系来看，丰富的西南水电资源除部分在本地消纳以外，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随着金沙江、雅砻江等流域大型电站的投产，现有外送通道已不能满足外送需求，“十三五”及未来更长时间，需新增多条外送通道来满足增量水电的送出需求。随着“一带一路”构想和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实施，跨国跨洲联网也被写入西南水电外送的议事日程，在控制好落地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洲内互联、洲际互联等一系列联网工程以更好地解决我国电力过剩和西南弃水问题。在做好外送通道建设的同时，川滇两省还应充分利用直购电、留存电等政策，最大可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加大电能替代力度，促进水电进一步在省内消纳。

输电通道的“任督二脉”被打通后，充沛的水电资源大量向东中部地区涌入，矛盾的源头则直指向水涨船高的电价。对于现阶段西南水电来说，通过季节性降价争取的发电量却抵不过建设成本抹平的资源“红利”，极不利于水电的良性发展。水电工程的建设关系到移民、交通、航运、环保等多个部门，牵扯到国家、地方政府以及百姓各方利益。有关专家建议，在有序进行西南水电开发建设的基础上，计划建设项目在建设初期应由国家牵头，建立送端、受端、设计院、电网企业、地方政府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统筹协调多方利益，实现项目造价可控在控，避免造价水涨船高，提升水电价格市场竞争力。同时，国家应对水电予以重新定位，通过提供长期低息优惠贷款、实行优惠增值税、所得税以及征收碳排放税等措施，支持包括藏东南水电在内的后续西南水电开发。

在有效控制水电建设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在“以中长期交易为主、临时交易为补充”的跨区跨省电力交易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水电电价机制来保障电网企业优先收购水电。在我国建有水库的水电站都在不同程度上肩负着水资源调控的任务“，公益性”水电的划分界限较为模糊，在有限的市场空间里，没有被纳入保障范围的水电站仍面临大量弃水的危险，市场的公平性很难体现。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建议，建立“公益 + 市场”模式，对于大中型水电站全部引入公益性电价的概念，同时保留部分市场电价参与市场竞争，利用经济性手段提高水电电价竞争力，确保电网保障清洁、可再生的水电优先上网。

原标题：西南水电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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